“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伴随着雄壮的国歌声，鲜红的国旗，冉冉升上旗杆顶端，微风吹拂，旗帜飘扬，如同此刻万千中国人的心潮澎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天安门城楼上左右对称的巨大题匾，在晨曦中庄严醒目。
60年前，1949年10月1日，那个伟大的历史性时刻仿佛又在人们眼前浮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和共和国开国元勋们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一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中国五千年历史的煌煌长卷，从此揭开崭新一页。
几天后，2009年10月1日，中国第四代领导集体，也将会登上天安门城楼。60年过去，新世纪在前，甲子之交，继往开来。胡锦涛主席，将向中国人民，向全世界发出怎样的历史强音？
我们想到了他在中共十七大上那句四海为之瞩目的话：“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1840 年起，古老而庞大的中国，逐渐沉入深重的灾难之中，几乎与此同时，顽强不屈的中国人，开始了重新崛起的艰难历程。 1921年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成立甫始就勇敢地担负起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血雨腥风，江山易手，时代变革，制度更新，1978年起执政党转型，带来今日中国站在当今世界的崭新地位，拥有了继续出发的前进平台。
进入2009年后，晨报记者行走在祖国各地，连线五洋四海，求教各方贤达，见识河山新貌。我们渴望了解，在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路上，中华民族正面临怎样的挑战，了解精英与先驱对此的思考，国家和民众已经展开的行动。
2008年12月22日，长江口，雄踞十里的钢城宝钢，迎来建设30周年纪念日，纪念大会隆重宣布，宝钢已成为中国规模最大，世界排名第五的钢铁联合企业。是日起宝钢全面展开“二次创业”，未来10年将建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企业集团”。
宝钢是当之无愧的“国之骄子”，没有宝钢，肯定没有中国汽车、中国建筑、中国家电、中国石油管线，没有中国的现代化。
在宝钢以及众多中国钢铁厂轧机轰鸣、火龙飞舞的同时，外贸专家、钢铁专家，与力拓、必拓必和、淡水河谷持续多年的铁矿石价格谈判，也在跌宕起伏之中。若论全球铁矿石的蕴藏量，中国位居第三，问题在于品质低，平均为25%左右，而力、必、淡三大巨头，多在60%以上。 “品位50%的矿石，在我们国内看来非常宝贵，但在西澳大利亚矿区，竟被直接铺路。 ”这是一位中国钢企高层对媒体记者的感慨。
维持开采近400年的巴西淡水河谷矿，有海运优势的澳矿，成为中国钢企的主要原料供应商。2003年后，随着中国需求猛增，淡、必、力三寡头开始大规模扩产。对华商战中，三寡头之间尽管有竞争，但对华只有一个目的，多赚。其间，中国企业企图通过海外并购方式，打通资源短缺的瓶颈，但是，2009年6月，一个消息震动国际经贸界，由于对方反悔，中铝并购力拓失利。之后的波澜，公众已经很了解了。
中国、日本、韩国均为铁矿石进口国，从上世纪60年代起，日本三井物产就积极投资铁矿石开发，目前，三井物产的派遣人员进入淡水河谷的行政委员会，成为事实上的公司经营决策者，三井和力拓、必拓都有合资关系，日本财团在铁矿石资源方面长期的深入布局，使业界有“日本人玩转三大铁矿石巨头”之说。
我们当前和未来，要拓宽的瓶颈，绝非铁矿石一个。中国的公司，决不会停止博弈。
环顾全球，世界经济发展面临前所未有的能源资源环境的压力，以目前的开采进度，石油只能开采40年，天然气只能开采60年，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大量排放，使全球近50年的升温速率，几乎是过去100年的2倍。近两年来美国金融风暴，又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加剧，世界经济充满暗礁险浪。
1973 年，美国遭遇经济滑坡，美元急剧贬值。为了巩固美元在世界支付体系中的老大地位，这年5月，包括基辛格博士在内，由80余名美国、欧洲政治、金融精英组成的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在瑞典的萨尔斯巴登达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并达成共识，即美元与石油挂钩，并设法使欧佩克将石油价格抬高4倍。 5个月之后，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
经济学家威廉．恩道尔在他的《石油战争》一书中提到了上述情节。他将第一次石油危机的诱因归罪于发达国家的利益博弈，恩道尔的描述听上去似乎是阴谋论，但第一次石油危机的结果确实限制了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从而维持发达国家的富裕和美元体系超过了30年。
30年之后又将何去何从呢？机关算尽后，人类逃脱不了大自然的定律，21世纪初，世界最大的新油田已经过了它的产出高峰期，2050年石油、天然气枯竭的日程表早有定论。
今年4月，奥巴马在一次公开集会上发表了着名的“岩上之屋”演说，他借用《圣经》典故比喻，建在沙上的房子会倒掉，建在岩石上的房子则会屹立不倒。美国经济就像着火的房子，要重振经济，除了尽快灭火之外，还需要着手打造一间“岩上之屋”。
有学者分析，美国经济再次崛起，需造就一个超过20、30万亿美元价值的大产业，“岩上之屋”的不二之选只能是新能源。对新能源的开发可能孕育一个全新的能源产业，从而推动美国再造国际分工，占领全球经济制高点。
8 月10日，国家发改委办公大厦内，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俊峰刚刚从机场赶到办公室，此前他在外地出席一场与能源有关的会议。从2008年底到2009 年3月，A股市场上的新能源主题开始释放能量，风电、太阳能光伏等概念股累计涨幅均超过100%。在一定程度上，奥巴马的能源新政在整个世界都吹起了一股热风。
李俊峰解释说，美国的计划是新能源2020年达到能源总需求的17%，而且其中有8%可以由节能来补充，中国的15%目标，是实打实的新能源。
上海电力学院教授赵春江的故事在中国太阳能光伏业内广为流传。 2年前，他在屋顶上搭建了太阳能光伏设备为自己的家庭供电，问题是，电力公司要求其生产的电能必须走电表进户，意味着他必须向电力公司倒贴绿电费用。实际上，由于鼓励性的补贴政策迟迟未出，赵春江的尴尬解释了为什么多年来中国新能源企业都在海外打拼市场的真正原因。
早在10年前，德国、日本就已经尝试将光电并网，德国尤其做得出色。当年，德国选择了最难突破的点——家庭屋顶，至今中国业内仍在为“大屋顶（大面积）、小屋顶（家庭屋顶）”孰先孰后而争论不休。德国的“屋顶”计划是这样的，德国国家银行提供政策性的8年期贷款，每家每户都可以申请这笔贷款，并在自家屋顶安装太阳能设备。白天，设备产出的电能输送至主电网，晚上，用户使用主网的电，其中产生的差价则用来支付利息，8年之后，差价便成了家庭投资收入。德国聪明地将能源课题转化为民间投资，调动了老百姓参与的积极性。
令人欣喜的是，2009年，中国终于开始进入“新能源元年”，一系列利好政策在今年开始释放。首先是3月，财政部发布了《太阳能光电建筑应用财政补助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其中规定，符合条件的用户将得到20元/瓦（2009年度）的财政补贴，而这一指标占目前系统成本的近50％。这样一来，补助后的发电成本约为1元/度左右，大大缩短了光电和风电、火电的价格差，增加了光电的竞争力。财政部的这一项目被业内称为“金太阳屋顶计划”，相信赵春江的问题不久之后便会有答案。
记者从多方途径了解到，一份名为《中国新能源振兴计划（未定）》的指导性文件也将在今年下半年出台。如果说从2005年颁布法令至今是能源新政的准备期，那么今年开始，中国庞大的新能源引擎已经启动。
让我们把视线再转向水。地球被称为“水的星球”，地球上有14亿立方千米的水资源，但大部分是极地冰和地下水，淡水仅有0.6%。和石油与金属资源相比，水资源分布更不平衡，而且，水与石油不同，是不可替代的资源。亚洲地区有占世界约60%的人口，但降雨量是世界的36%。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目前也在亚洲。工业化和城市化越发展，城市和工业部门的缺水问题越突出。早在1995年，时任世界银行副行长的伊斯梅尔．萨拉杰丁就曾表示，21世纪的战争不是石油战争，而是水战争。2006年，当时的英国国防大臣甚至认为，英国军队应当准备参与解决因水资源耗竭而引起的武装冲突。几乎与此同时，法国国防部长也发表了类似观点。
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者金碚说，在中国国土上，巨大的工业生产规模与有限的资源和环境承载能力必然形成严重的不平衡。尽管经过30年的高速增长，但占世界总人口22%的中国，所生产的GPP还不足世界的6%，却已感受到了十分“拥挤”的状态。前面的路还要如何走？
显然，中国工业化还远远没有完成，如果不继续走过工业化的历程，中国面临的所有重大问题均无法解决，其中包括资源和环境。工业化的基本逻辑是以高效率的方式开发和利用资源，它远比农业更节省土地和资源，而且能大规模地利用对传统农业毫无用处的物质。 “发展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燃烧”，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撰文说，“烧掉的是资源，留下的是污染，产生的是GDP。科学发展就是烧掉的资源越少越好，产生的污染越少越好。最好是零排放。”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的毛如柏以他的权威身份，概括了2008年中国的环境问题，依次为：首先，水污染是“重中之重”；其次，土壤污染成“燃眉之急”；再次，大气污染“方兴未艾”；另外，生态破坏“危如累卵”。
因此，改变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的重要性显而易见。
从濒于崩溃的边缘，到整体实力跃居世界第四。中国经济30年的高速增长，是战后世界经济中最重要的现象之一。据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陈宗胜、任重和周云波分析，经济增长、就业扩大和分配方式的变化，使中国人收入30年来增长了约40倍。作为一个劳动力剩余的发展中国家，增加就业始终是个艰巨的任务，只有通过增加就业来增加收入，中国才能走向一个消费型国家。 2007年，中国最终消费率不到50%，而世界平均水平是78%。从需求角度看，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正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转向消费、投资、出口拉动，但是，人口数量巨大的中国，人口结构老龄化趋势，产权不清晰、金融体制和土地制度改革滞后，会制约中国的未来发展。
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现状和未来，始终是中国经济学家关注的重点。吴敬琏写道：“依靠资源投入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对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害，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经暴露出来了。1995年中共中央全会要求在1996~2000年的第九个五年计划期间实现从投资驱动的增长方式到效率驱动的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但是，这种转变一直没有得到实现。 21世纪最初几年，资源瓶颈和环境瓶颈已经完全收紧，依靠资源投入驱动的经济发展方式无法再继续下去了。 ”（《金融海啸与中国经济》）
吴敬琏认为，对制造业的产业提升而言，一是制造业的服务化，即从简单的加工向研发、设计、品牌销售、售后服务等延伸；二是发展服务业，为什么中国的服务业发展缓慢呢？重要原因是服务业较之加工制造业，对制度环境的要求高许多，而我们的制度环境不够好，首先是法治没有很好建立，使服务业的交易成本过高。
他最近在上海的一次演讲中呼吁：着力进行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由投资和出口拉动转变为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他说，过去10年的历史表明，经济发展方式之所以转变不过来，根本上还是由于政府在资源配置上权力过大，所以要推进国企、金融、财政等体制的进一步改革，打破垄断，消除政府对经济的微观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他说，他发现许多地方政府官员已逐渐认识到产业升级的必要性，立法机关和许多行政部门也都在作出自己的努力，为技术创新和服务业的发展排除体制障碍，这些努力给了我们希望。
王小鲁、樊纲、刘鹏在新作《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换和增长可持续性》中，引用了“生产率”对增长方式做评估，文中认为，近10年来，市场化和城市化导致的效率提高，对生产率的贡献超过1%，人力资本质量提高和科技投入为1%以上，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的贡献为2.5%，但政府行政管理成本的膨胀和持续降低的消费率，对生产率的影响为负。正负相抵，中国生产率总体增长在3.6%左右。三位经济学家认为，如能提高政府效率，通过改善公共服务，健全社会保险体系及促进收入公平来促进消费，通过大力改善教育来促进人力资本增长，那么到2020年，中国仍能保持9%以上的增长率。长期、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是可期的。
一项研究指出：中国农业真的实现了现代化，大约需要1300万农业劳动力，那么大约8亿农民将要向业已十分拥挤的大城市迁移。这一迁移，迫使中国要再建80 个像北京、上海那样的大城市，这显然不可能。“现代农业靠过去100年的发明创造发展起来了，它不可能以它现在的形式，再持续100年，更不消说1000 年了”，因此中国必须尽早考虑一种后现代农业，建立在伦理和环境的可持续理论上的农业，包括懂得和尊重土地的容纳力，彻底生物化的、太阳能化的农业方法，利用互联网为广大农村提供良好的教育和医疗服务，等等，把城市的好处带到广大乡村，而不必把乡村的人弄到城市来。
来自各方的思考，显然表明生态文明，作为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在21世纪的中国，已经高扬起它的旗帜。这是一项极为艰难的历史使命，一项崭新的伟大事业，中国以9%的世界耕地，6%的可更新水资源，4%的森林资源，养活22%的人口，推进着前所未有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资源和环境压力史无前例。中国适时推出科学发展观，要在工业文明的进程中，同时建设生态文明，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伟大尝试，中国的探索，必将成为全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财富。
力量
2009年，注定是“中国军事年”。
北京将举行建国60周年大阅兵的消息，很快在海内外引起瞩目。据宣布，阅兵将重点展示新中国成立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成果，展示人民军队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和平之师的良好精神风貌。之前，2008年12月26日，被誉为“15世纪以来首度远征”的中国海军远航亚丁湾，实行索马里护航，至今已分别派出三批舰队。 2009年4月，青岛海上阅兵，中国海军和多国海军并肩演练，中国核潜艇领航受检，这是神秘的中国核潜艇首次公开亮相。
2009年3月，中国国防部部长梁光烈在会见日本防卫大臣时表示，大国中没有航母的只有中国，中国不能永远没有航母。7月4日，一个名为“中国航空母舰”的模型展，在香港展出。
2009年8月20日零时，中国国防部网站上线，中文简、繁、英文三种版本，宣布要 “及时发布新武器研制情况等最新权威消息”。
美国一家报纸在中国海军首航索马里后立即评论，“中国想要复兴，进入印度洋是必然选择。 ”全世界的军事专家和武器发烧友都在拭目以待，国庆阅兵时，他们将能看到中国军事力量的何种精彩。
朝鲜战争应该是新中国武装力量的首次亮相，但双方水平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延续。 1964年中国成功进行核爆，之后航天太空技术又取得划时代的进展。但就以海陆军力量相博弈的常规战争而言，中国缺乏现代作战经验，中印、中越冲突纯粹是陆战，没有涉及空军和海军，没有引起我军革命性的变革。
中国的军人，始终没有放松对外部世界的关注，1982年，英国阿根廷发生马岛（马尔维纳斯群岛）之战，中国军队立即予以深入研究，多国军队一致认为，马岛战争是20世纪第一场现代化高科技战争。同时它又是一场非对称性战争，较弱的一方要在海上和空中对抗强大军事对手，强方必须准确地了解自己的部队，避免过高估计自身作战能力。马岛战争中，胜败双方均有一些得意之作。
战争中，阿根廷空军依靠攻其不备的战术，老式飞机 A-4天鹰也多次成功地突破了英国舰队的空防系统，这使中国的研究者受到启发。中国的军队也对航母的使用很感兴趣，并提出，没有预警机和远程战斗机的小型航母无法有效夺取战场制空权。而对阿根廷利用“飞鱼”巡航导弹击沉英国谢菲尔德号导弹驱逐舰、大西洋运送者号商船，解放军一位中将认为，这是海战史上首次用反舰巡航导弹对舰艇发动突袭的战例，改变了海战的手段。事实上，之后多国海军大大增加了近战武器系统的投入，研制新型巡航导弹，开发电子干扰系统。
马岛战争中，英国两艘核潜艇的游弋，就影响了阿根廷舰队的几乎全部活动。因此，中国专家在研究中，进一步看到海底战的重要性。英军在战争后期登陆成功的经验，也给重视两栖作战的中国军人以很大启发。
马岛战争后，多国海军还有其他变革，比如，制服和帽子从化纤改为棉布，防备炸弹引起的瞬间灼伤，舰艇上层建筑纷纷弃用铝材，规定必须用钢制作。而在发展电子战争能力方面的步伐，更是悄然地加快。
1991 年1月16日，美国与伊拉克第一次战争爆发。当年夏天华东发生大水灾，解放军各部队迅即投入抗洪救灾。洪水稍退后，记者为采访部队抗洪事迹，来到某军事学院。那些在洪水中满身泥泞的年轻军官，此刻制服平整贴身，肤色黝黑发亮，身躯健壮，举止敏捷有力，一副职业军人的剽悍。交谈中，他们告诉记者，他们正在研究海湾战争的最新战例。比如，坦克对抗、电子干扰……
这是中国军队近20年来的不完全训练纪录：1993年，广州、济南军区和海、空军组织了登陆作战、空降作战、山地作战和城市作战的有关训练；北京军区组织了电子对抗训练改革试点；1994年济南军区研究探索了高技术条件下夜间作战训练问题，同年海空军分别组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海上封锁作战演习和空中进攻战役演习，以及主要方向集团军登陆演习；1996年实施了 “联合96”实兵实弹演习。 2009年8月1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以来首次大规模跨区实兵检验性演习——“跨越2009”拉开大幕，来自济南、兰州、广州、沈阳四大军区的4个师近5万部队参加。演习通过空运、摩托化开进等方式，将一支支上万人的重装甲步兵师，快捷迅速按时投送到千里之外，我国自行研制的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的授时和定位功能，在演习中得到应用。 “红”“蓝”两军使用激光控制武器交战。中国军队与外国军队联合举行的军演也越来越频繁。刚结束的和平使命2009年军演，中俄两国均投入本国精锐，演习首次实行空中与防空的统一。成立于1988年的中方陆军航空兵部队，展示了超低空战场作战的能力。
虽然和平与发展仍是世界的主旋律，但是大国的战略家们却在为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准备，当世界安全环境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之时，国际形势已不再是要么战争、要么和平那么简单。今天，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威胁并存，战争行动与非战争军事行动同在，国内安全问题与国际安全问题交织，战争与和平之间，已经很难找出传统意义上的清晰界限。
于中国而言，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使命是保卫国家安全，警惕并阻止台湾独立，今天，在新的世界安全形势下，中国的军队所肩负的使命将是应对多种安全威胁、完成多样化军事任务，中国军队的使命在世界格局的朝夕之变中得以延伸。
过去的几十年，无疑是人类文明史上技术进步最为迅速的几十年，同样也是军事变革最为迅速的几十年。如果仔细查看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世界范围内的军事变革，可以发现其具有五个特征：武器装备智能化、编制体制精干化、指挥控制自动化、作战空间多维化、作战样式系统化。
武器装备智能化的重要标志是各类精确制导武器逐步成为战场的主角，在历时14年的越南战争中，美军使用的精确制导弹药只占弹药使用总量的0.2%，当时使用的只是命中精确较高的灵巧炸弹，到了1991年海湾战争，美军使用的精确制导弹药占使用弹药总量的比例增至8%，当时使用的主要是“战斧”式巡航导弹，而这一比例在1999年科索沃战争和2001年阿富汗战争期间已经分别上升到35%和60%，在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中，更是上升到了70%。
作战空间多维化则是现代战争的作战领域正逐步由传统海、陆、空三维空间向海、陆、空、天、电（磁）五维空间扩展，达成“快速主宰”的优势，其行动包括空中打击、地面进攻、海上发射、卫星保障和信息对抗的五个方面。
作战样式体系化是指得益于高科技的条件，现代战争已经成为系统与系统之间的对抗。诸军兵种的协同作战已发展到诸军兵种的联合作战。在机械化战争阶段有陆、海、空的协同作战，但它只是协同。随着信息化战争的逐步到来，“空地一体战”、“空地海天一体战”便向真正的体系对体系的联合作战发展，这其中的关键是信息技术的发展越来越成为诸军兵种之间形成完整体系的粘合剂。
曾经，精确制导导弹、卫星通信和可实时拍摄视频无人机等技术使美军在当今世界首屈一指，但新一代技术可能将在未来改造包括美军在内的各国军队。合成生物、网络战和传感技术等快速发展的领域必将改变美军及其对手的攻防能力。传感技术将让人类拥有解读情绪的能力成为一种可能：高光谱传感器或许可以通过面部的生理变化，让人察觉到对方的高级指挥将领愤怒抑或紧张的迹象。如果说，鸦片战争以农业文明的大刀长矛对付工业文明的坚船利炮，只能酿成被动挨打的历史悲剧；那么，未来战争以机械化时代的军事能力应对信息化的军事能力，也必将被历史潮流所吞没。
当前，中国军队现代化水平与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的要求还不相适应，军事能力与履行历史使命的要求还不相适应。新华社开始前所未有地报道中国军人的危机意识，在他们采访的多名现役士兵、干部中，俱提到了他们心中的“知识恐慌”、“本领恐慌”。
比如38岁的上海警备区司令部中校参谋、拥有硕士学位的刘国法说：“官兵能力素质的差距，已经成为中国军队跨越式发展的制约因素。 ”
同样被提到的还有中国海军北海舰队112号导弹驱逐舰燃气轮机班班长、五级士官朱桂全。他曾多次问自己：“假如战争明天打响，我凭什么不辱使命？ ”
军队打赢战争的能力，关乎国家根本利益，是民族生存所系、民之安危所依。新中国60年来，中国军队取得的历史性变化毋庸置疑——这支年轻的军队已经完成了从一支陆战型半机械化军队发展成为诸多军兵种合成、具有一定机械化水平并开始向信息化迈进的强大军队，也曾为维护国家安全利益和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但这些，距离一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军队还有距离。这些成就，只能被看作是为了增强开辟未来，而已经储备的信心、勇气和力量。在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中国的军事变革将是一个望不到彼岸的持续发展过程——扭住“基于能力”这个杠杆推进军队转型，是一个凝重而无休止的命题，一切有悖于战斗力提升的形式主义和表面文章自应荡之殆尽。
如果说军事是中国于国际社会中保护自己利益不受轻辱的一副铠甲，那外交则是于世界格局下周旋交际谋取更广泛利益的一袭礼服。
天下一盘棋，手腕与智慧都不可或缺。
尤其在核武毁灭性作用震慑下的当代世界中，任一个国家都不敢与全世界为敌。于是通过外交手段斡旋，在全球化的世界大潮中，各国扬所长，抑其短，合作共享发展成果，这成为大多数国家致力的目标。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关于中国的话题已不再是中国能否成为一个强国，而是中国将以何种方式成为一个强国。中国是否将重复历史上其他世界强国的经历，即与霸权国家发生冲突和对抗，从而导致国际关系剧烈动荡，甚至世界战争？
细究当前世界的形态格局，虽然有人宣称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瓦解在金融危机之下，但是作为“单极”国家的美国，现在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还是文化上的实力，都远远超过其他大国。
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中国要发展，势必遭受这唯一的“极”国家猜忌、不容忍、制约与打压，而且，由于没有其他“极”国家需要防范，所以“极”国家有可能将注意力放在非“极”国家的崛起上。
西方国家深藏着一股代表垄断集团利益的精英联盟试图幕后掌控世界的政治势力。
世界各地非政府的极端势力可能进一步抬头，借助宗教信仰、政治意识形态、社会不公或环境恶化等公共话题，煽动和组织各种暴力动乱，以期乱中求利、火中取栗；不少陷于经济困境的国家内部容易滋生狂热的民族主义、过激的民粹主义思潮，并可能由政治领袖的偏执行为来加以宣泄，气候突变、重大地质灾害、意外失控的核武器或生化武器的爆炸以及突发的灾难性粮荒、油荒或恶性传染疾病……由此都会带来国内动荡和国际冲突。
此情此景之下，中国必须有所觉悟，这样的国际体系是最坏的一种情况：这不是一个两极、多极或自己希望的其他的世界，而是一个单极的世界。在所有的国际体系中，这样一个国际体系对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强大起来的国家是最为不利的。
今年夏天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结束后，国内外开始流行一种叫做G2的理论，呼吁中美成立G2俱乐部，共同治理世界，甚至有些学者提出了 “中美国”、“中美共生”这样的概念口号。明智之士纷纷指出，这是一种荒唐的提法，世界上没有免费的俱乐部，而这个俱乐部的会费是中国所负担不起的。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学专家郑永年认为，要给中国的外交定位，就必须首先定位自己的国家利益。没有正确的国家利益观念，就没有正确的外交。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它的地缘政治，国家利益是由地缘政治来决定的。为什么美国的定位是全球性的？因为它是唯一的霸权，它把整个地球都作为它的国家利益。现在的俄罗斯则定位于欧洲，欧洲的国家利益在欧洲。中国的国家利益应该在亚洲，中国的崛起应该首先是在亚洲地区的崛起。
今天，世界上85%的热点问题都在中国周边，中国的地缘政治非常特殊，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几乎被核武包围的国家。郑永年分析，以海上通道来说，往东，中国要走出去，有美、日、澳大利亚，往印度洋，有印度。现在唯一剩下的是南海，但美国等国家都对南海感兴趣，如果那里也被堵住，中国一点出海通道都没有。中国连航空母舰都没有，怎么去投送兵力？怎么去履行国际责任？
没有一个国家说，我准备好了当全球的领导者。从前的英国成为大英帝国，它也没有准备好要领导世界。美国大萧条时期，它也没有准备好要当领导，美国当时奉行孤立主义，并不想当领导，它是被“赶鸭子上架”，边做边学，但是，就当时的国际环境而言，英、美都积蓄了相应的实力。没有实力就想当领导者，注定会是失败。
现在的中国也是一样，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将只有国际责任，没有国际领导权。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这两句话，是邓小平在外交上留给中国的宝贵遗产。韬光养晦意指何处——不当头、不扛旗。
外交家吴建民2007年在一次演讲中说，中国人必须考虑一个问题，中国正在崛起，世界如何看待中国？我们不是一个很小的国家，我们有13亿人口，人类历史上没有13亿人崛起的先例。如果中国人要当头，那可能有一批人拥护你，但也可能有一批人反对你，中国就可能走上新的对抗。其结果只能是，我们自鸦片战争以来面临的第一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机遇由此丧失。
我们这次采访的专家学者们有此共识，在未来二、三十年中，中国可能在全球还起不到决定性作用，也不必充当中心和领导者。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逐步有序、不失时机地扩大影响力。这是一种崭新面目的影响力，而非旧式帝国或霸权的影响力。在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之间找到和谐的、双赢的途径，是一条需要长期探索的道路。
经济上，探索资源有限条件下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
政治上，创建出一种既能保障社会持久安定，又能不断变革创新、充满活力的新型社会治理结构；
策略上，加紧增强自身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组织力和国民素质等方面能够产生长期影响的力量，在利益博弈中致力于形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态势。
价值观上，针对全球化人类共同面临的基本问题，将东西方的精神财富加以进一步提炼，塑造一种全人类普遍接受的新价值观。
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这样说，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稳定离不开中国。他用到一个意味深长的词：“亲和力”。从长远的角度看，中国正在认真地参与建构一个世界，这样一个世界应当是一个既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愿望，也能够让世界接受和向往的愿景。这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与国际社会和谐相处、共同繁荣的需要。
国家实力的关键是制造业，即能用什么的产品，去参加交换，从而积累财富，富国才能造福人民，才有能力负担昂贵而先进的军事机器。中国需要一流的外交家、军事家、商人、学者，但科学家和工程师同样重要。
2008 年12月，国际金融危机袭来时，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金融危机给广东上了生动一课》一文中提出，过去利用廉价的土地、人力成本优势，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而发展起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其低端生产能力在金融危机冲击下，深层次矛盾暴露无遗。当前的危机，危中有机，汪洋坦言：“我现在最大的担心是能否抓住机遇，实施三促进——促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建设现代产业体系。 ”
当众多中小企业在政府推动和自身发展需要驱动下实现转型时，中国的大型企业和跨国企业30年来已发生巨大变化。中国首钢已建成上下游一体化的自动化工厂，中国的造船能力稳居世界前列，中国构建了世界首家顶级数据量的灾害备份系统，光纤和芯片产业化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载人航天飞行，绕月探测标志着中国已有深空探测能力。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立了约600家研发实验室，中国全社会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近5年平均增速在20%以上，2002年为1288亿元，2007年为3664亿元，到2020年将超过9000亿元，居世界前列。在跨国公司和骨干企业带动下，中国一批企业在内部执行世界一流的流程，提升了管理能级。
中国科技战略研究院副院长郭铁成不久前在一篇专着中提出，我国科技投入产出总量开始进入高位、高速增长期，近两年，我国科技投入总量已与一些发达国家相当。 2006年，中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为122万人，居世界第二位。中国的科技引进也处于高端区域，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技术设备引进，转为专有技术、专利技术等这类高层次的软技术，再往上走，就是核心技术和基础研究，但核心技术和基础研究是无法引进的。中国的下一步，必须加强原始创新能力，提高核心竞争力。
当前世界科技水平最高的是美国。美国人口占世界5%，却雇用了世界近1/3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研发费用占全球1/3。目前中国科技水平的重要指标，同美日相比都要差数倍甚至数十倍。中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很清醒，改变，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
在确定中国工业21世纪前进方向时，我们的视线，可能要再度回到能源。美国乔治敦大学历史系和外交学院双聘讲席教授约翰．R．麦克尼尔在近着《能源帝国：化石燃料与1580年以来的地缘政治》一文中提出，泥炭、煤炭和石油，分别为荷兰、英国和美国提供了价格低廉的能源，这种能源转化为经济优势，并带来军事优势。丰富而便宜的泥炭在120年的时间里，使荷兰成为世界上工业化程度和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煤炭加上蒸汽机，使英国崛起为世界性帝国，并享有50年到 70年的优势。石油把美国送上超级大国的地位。在荷兰、英国和美国享尽泥炭、煤炭、石油之利时，他们都面临“技术闭锁”，即无论在技术上还是经济上甚至政治上都闭锁在以一种化石燃料为核心的体系中。1900年，英国有100到120万采煤工人，他们的工作和家庭收入都依赖煤炭产业。他们不愿意转向一个会让他们失业的新能源，他们通过工会和工党，在政治上很强大。由于已经建立起铁路和海运系统，煤的运输方便，并在煤在开发上投入很大，所以英国经济转向石油进程很缓慢。麦氏写道，未来20或40年里，世界能源图谱将发生变化，化石燃料发挥的作用将发生变化，我们尚不能确切地预见新能源和新技术将会是什么，但是，假定有个国家梦想成真，那么很可能不是因为在能源供应上占有优势，而是在创建新的能源体的技术上取得了优势。中国应该像美国当年转向石油和英国转向煤炭那样迅速转向新能源体，因为谁先转向就意味着谁将赢得经济和战略优势。这不仅是中国必须走的道路，也是任何一个关注未来的国家都不得不走的道路。
我们又想起了和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俊峰的对话，以及与其他各种专业背景的专家的交谈。为了祖国的未来，从战略产业到各个分支，中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正在一步一个脚印地攀登。
活力
在十七大报告关于2020年中国目标的描述中，胡锦涛在讲到“亲和力”的同时，还用到另一个词“活力”。他宣布，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中国将成为这样的国家——
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着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
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
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
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
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
在保持安定团结的同时，让这个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诉求。避免僵化，又避免动荡，是一项难度颇高的历史性工程。
唐宋盛世，给了每个中国人以永远的基因。中华文明辉煌天下，异邦他国近悦远来。西方学者贝罗克统计，唐宋以后到18世纪约900年之久，中国经济体的实力一直稳居世界的榜首。近年，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出版了《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全面系统而深入地剖析了自唐宋以降的中国长期经济进程。中国学者戴逸在介绍此书的书评中论述，18世纪康雍乾盛世，是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最高峰，并已有相当的近代因素的积聚,但要看到，当时政治、文化、思想、科技、法制多个领域中存在许多陈规陋习，榛莽密布,严重阻碍着近代化的步伐。因此，中国最终未能跨越近代的门槛，陈旧僵化的“天朝上国”，终于变成衰世凄凉。历史的悲剧只有在悲剧造成以后很久，人们才会感到切肤之痛。
历史学家何兆武在分析这段历史时，这样写道：科学要有一个思想的条件，那就思想自由，而容许思想自由，就要有一个民主的政体。 （《中学、西学与近代化》）历史进入21世纪，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创新，已日益成为举国共识。
研究人员一般都认为，开放的环境，不同知识的交叉连接，都有助于推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成为活跃的中心。比如，1940年代，纽约已开始赢得国际文化首府声誉，“面对哈德逊河口的纽约人更易于走向更广阔的世界。”（托马斯．班德，《从纽约的历史看创新文化的生长》）爱迪生初到纽约时是个电报员，他在成为发明家的生涯中，利用了纽约整个城市和周边地区的资源。当时的纽约有许多白领，包括技术人员、律师、会计师、医生。1919年，纽约的金融机制就代理了世界上最多的金融业务。纽约也是制造业中心，从1866年到1886年间，拥有5个以上专利的美国发明家，80%都居住在纽约。托马斯．班德说，“在这里，最大的金融中心，最好的法律人才，曼哈顿的高等学府，与对岸的工匠文化之间实现了最完美的结合。”就艺术来说，高科技和娱乐在都市空间中的结合，蕴涵着无穷创造力的杂乱与竞争，使纽约产生了种种现代主义艺术，代表作是抽象画，现代舞。
我们的上海，广州，香港，我们的长三角、珠三角、渤海圈城市群，从沿海到内地，“创新之都”出现的各种条件正趋于成熟，但又富有21世纪的中国特色。
据江苏社科院学者宋林飞的研究，以集体经济起家的苏南，2000年全面完成产权制度改革，通过兴办合资企业，乡镇企业大规模利用外资，走到了国际科技前沿。之后苏南个体私营、私营经济又大发展，到2004年6月，苏州民营经济注册资金达到1150亿元，是温州的2.4倍。形成个人、社会法人、外商等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新格局。相应地创造出大量的就业机会。近年来，苏南又从粗放加工到高新产业，重视绿色GDP，开展铁腕治污、生态修复活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转变发展方式的自觉性和热情。以 “温州模式”闻名的浙东南经济，民营企业近年来纷纷引进先进技术，增加产业技术含量，避免反倾销的发生。家族企业逐步转向现代企业制度，经营权与管理权分离，产业走向中高端；珠三角地区企业则纷纷从OEM（贴牌加工）向ODM（委托设计生产）再到OBM（自由品牌营销）转变。在全球化产业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美国利用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创新优势，处在国际分工顶端，主要从事最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日本和西欧发挥其应用技术领域中的优势，主要从事一般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积贫积弱的中国，一代代人奋斗百多年，从无到有，初步建立起现代产业体系，但众多企业目前仍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即加工组装环节。但是，在政府和民众的创新意识推动下，中国现在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中国，中国根据创新的一般规律，探索一条富有自己特色的道路。
无疑，中华民族求变图强所必须探索的各项创新事业中，难度最大的是政治创新，但政治创新，又是各项创新的总源。
“中国的整个改革开放事业源自30年前的一场政治改革”，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在《中国治理变迁30年》中这样写道。他说，中国的政治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治理改革，中国的政治改革不是西方学者理解的那样，是多党制、三权分立等，中国的政治改革不涉及基本政治制度的变动，是一种以政府治理或政府管理体制为重点内容的改革，是一种以“善治”为诉求的政府改革或者政府创新。
追求善治，当前是各国政府的共同目标，不同政治制度下的政府，都希望有更高的行政效率，更低的行政成本，更好的公共服务，更多的公民支持。政府只有通过不断地进行自身的改革和创新，才能实现善治。
俞可平分析，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治理变革是这样一条路线图：从一元治理到多元治理——这种突破性改革始于党政分开，政府率先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治理主体；从集权到分权——中央向地方分权，政府向企业分权，国家向社会分权，部分国家权力下放给特定的社会组织；从人治到法治——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 “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十六大后又提出建设法治政府要求；从管制政府到服务政府——1998年首次把“公共服务”确立为政府的基本职能，2004年温家宝总理提出了“建立服务型政府”的目标；从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俞可平论述道，中国是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经济文化又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大国，推行民主政治十分艰难，经过近30年的努力，中国共产党逐渐确立了中国式民主的根本目标、理想状态、主要形式、重点内容和现实道路。
中国的政府改革，是在新型政治文化的引导下展开的，就大的方面而言，俞可平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最大的理论创新，就是逐步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政府改革的影响而言，包括人权、法治、治理、善治、善政、宪政、合法性、以人为本、公民社会、和谐社会、政治文明、政府创新、增量民主、透明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等新的观念和新的价值，无论这些观念源于中国传统思想，还是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西方政治思想，都深刻地体现着自由、平等、正义、和谐等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都直接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
现为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的蔡定剑教授亲历了全国人大对宪法的修改等重要事件，在蔡定剑距离鸟巢不远的寓所中，他翻着手边厚厚的书稿，为晨报记者细数中国政治改革的变化：中国的主流社会，包括知识界和其他各类关心中国命运的人士，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长期走向的看法也许并没有大的分歧。政治没有什么神秘的，它是一种公共服务的制度安排，其核心问题是公共服务的权威机构按照什么规则建立和运行，这也使得当下的政治改革又与改革开放之初有所不同，比如那时主要讲党政分开，主要解决党的领导方式问题，现在则主要解决治理方式的转变。
“政府治理是对统治的否定，治理更高的一级层次是 ‘善治’， ‘善治’是政府行政发展上的更高境界”，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舒扬这样认为。
在中国人民大学政府管理与改革研究中心主任张成福教授看来，最大的变化在于中国政府的“公共性”回归和立国价值的捍卫和落实：认识到政府管理不仅是追求秩序、经济和效率，更重要的是促进和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认识到政府不仅是管理的中心，其核心职能和职责在于提供公共的产品和服务；认识到公共事务的管理需要建立在政府、社会、企业共同参与治理的基础之上；认识到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委托人，理应承担更大的公共责任；认识到人的基本权利和人性尊严的重要性，并致力于不断提升和改善公民的权益。
我们采访的政府官员和学者都认为，形成于21世纪之初的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在以往政治文明发展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出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公平问题。北大学者程美东这样认为，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再强调民主、正义是人类的共同价值，这表明中央在民主问题上要有选择地吸收全人类的政治文明成果。公平正义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人，维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在自由平等的条件下，为每一个人创造全面发展的机会。在此基础上，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念又在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被首次明确提出来，“以人为本”意味着中国的民主政治更加个性化，具体化，人性化，意味着民主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意味着我们的政治活动不能简单地、抽象地考虑大多数，惠及社会的强势群体，而要关心一切社会成员合法的、合情合理的利益诉求，这个指导思想对于中国的民主建设来说，是划时代的。
政务信息公开、官员任职公示、党务公开、官员问责、人权入宪、村民自治……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渐进的政治改革，尽管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还没有定型，正在形成中，但这种持续的变革，正在不断地、极大地释放人们的活力，带来社会生活前所未有的变化。据清华大学学者王名估计，目前中国各类社会组织，又称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总量已达到 300万家，近年来以平均 30%的速度递增，这一趋势拓展了社会的包容力和多元化格局，加快了我国走向公民社会的历史进程。公民社会指称的是这样一种状态：在一个社会中，多种形式的社会组织都能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作为公民及其群体的社会表达形式，能多渠道地进行沟通、对话、协商和博弈。政府等公共部门因社会组织的存在而更加民主、高效和提高问责能力，整个社会因社会组织的存在而富有和谐性、包容性、多样化和承受力。
晨报最近一次问卷调查表明，我们生活中的一位普通人，一般都与 5到 6个非政府组织发生关系，有车族有车友会，跑步或高尔夫有俱乐部，律师或记者有行业协会，有房者参加业主委员会，有的人还参加某个慈善组织或助学会，有孩子的参加某个妈妈联谊会，更多地在网络社团、虚拟社团与他人发生联系，如旅游、公益、健身、书友、电游、碟迷甚至“超女粉丝团”。
据王名的研究，从大类梳理，反映市场经济走向成熟的多种商会，行业协会，在经济生活中，成为降低交易成本、规范市场秩序、抗衡反倾销浪潮的重要机制。同时，随着利益集团的出现，除了政府之外，需要有相应的社团，代表消费者、中小企业，这样一批批代表市场中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的非营利的中介组织彼此互动和制衡，倡导和影响公共关系，从而实现各种利益均衡。在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多元化进程中，公民自由、自主、自治和志愿服务的意识逐步培养和觉醒起来，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越来越高，随着政府逐步退出一些社会控制领域，自上而下的政治和行政束缚也日益减少，自治、志愿服务的社团大量出现，使人们的自由权利得到认同，自主精神得到倡扬，自治机制得到培育，志愿服务的社会风尚逐渐形成。此外，由不同社会阶层，如富人或打工者结社而成的社会组织，也成为各阶层表达意愿、维护权益、参与治理乃至互动博弈的组织和形式。王名展望，中国公民社会正在发展，最终，应该是一个政治民主、经济发达、社会稳定协调、文化繁荣包容、公民权益和自由得到更多保障、公共事业发达的状态。社会组织在实践中发展已成为不可逆转之势，无论政治精英，还是知识精英或经济精英，都在积极参与并推动着社会组织向前发展。
2009年1月13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截至2008年底，中国互联网普及率以22.6%的比例，首次超过21.9%的全球水平，中国网民数达到2.98亿，宽带网民数达到2.7亿，国家CN域名数为1357.2 万，三项指标继续稳居世界排名第一。从1991年美国军用阿帕网解禁进入民用,不长的时间内,互联网已充分进入并深刻地影响中国人的生活,用复旦大学学者唐亚林的评论是,网民数CN域名数等排名，昭示着一个强大的网络空间的物质载体以及参与主体群在当代中国的崛起。在这个虚拟社会中，网民实现信息交流、物质交换、利益博弈，实现信息的生产与再生产。其中，人们围绕着利益和公意的表达、博弈，利益和公意的决策与利益和公意的分配而展开的一系列政治参与活动，就是网络政治活动，其生成动力来自于现实政治生活中的网民对公共利益和公共意志的追求，来自于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和参与。
几乎与此同时，通过互联网和报纸的融合，一批时评作者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他们一般首先在报纸发表对当前热点事件的看法，通过网络转载形成影响。我们试以 2009年9月2日上午9时为例，在新浪网“每日评论”中，上传34位时评作者当天发表在各地日报上的时评，聚焦的时政热点有：关于对公民“双薪”即第 13个月工资单独征税办法的质疑；央企要建立新闻发言人，应对“负面新闻”缠身的问题；某省立法限制小学生作业时间应对应试教育；北京地铁4号线要实行蹲式服务；教育部关于44个汉字“整形”征求意见；俄罗斯要在中俄边境地区建赌场吸引中、日游客；如何抑制各地“酒驾”成风，等等。新浪网当天排出的时事（财经）评论员有48位（实际远不止这些），发表他们的作品的媒体有中国青年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北京晚报、华商报、钱江晚报、潇湘晨报、新闻晨报、重庆日报、燕赵都市报、珠江晚报等数十家。这些时评作者中，有媒体人、有学者、官员以及普通读者，有的热门时评作者身在大洋彼岸。
2009 年8月25日，湖北、浙江两省的公安机关对利用网络捏造、散布杭州“5．7”交通肇事案出庭被告人胡斌是“替身”谣言的湖北省鄂州市无业人员熊忠俊，作出行政拘留处罚。次日，时评记者杨涛即发表《失实的质疑同样能促进政府的进步》一文，提出“要求公民掌握了足够的证据才能批评和质疑政府，事实上就等于不准公民进行合法监督，如此，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又何以安身立命”。此前，杨涛还就另一件案例在中国青年报撰文，提出“批评政治哪怕失实也不能以诽谤治罪”，被评论的机关部门均无回音、也无反驳，是否如杨涛文中所要求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中国的吏治和整个社会，无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南方周末》高级评论员笑蜀认为，中国公民社会通过互联网和平面媒体的结合，越来越走向实体化，它的成长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最重要的成就，哪里有重大公共事件，哪里一定成为整个公民社会关注的焦点，成为公民集体行动的高地，也是公民新闻的高地、信息自由发布的高地，成为高层决策者突破下属信息屏蔽、了解民情民意的一个主要通道。公民社会和公民新闻的发展，是这个社会的人心粘合剂和人心均衡器。
但是，研究者一致指出，网络世界的匿名性、开放性，也造成网上信息良莠不齐、真假难辨，有害信息极易快速复制传播，网络暴力危机公民权利，人数多寡往往简单地被等同于正确与否，非理性状态使公共事务的讨论往往停留在彼此攻击的阶层。一名研究者写道：“如果，独自的阅读和写作有助于潜心研究，那么，互联网上的互动往往留下了没有共识和结论的争奇斗艳。 ”（南帆《虚拟的意义：社会与文化》）
从更广泛处看，转型期的中国，一方面是国家实力历史性地增强，一方面是中国社会中蕴藏的巨大能量和多样化需求被大大释放出来。因此，严谨的人们开始考虑更深层次的问题，比如，国家的最高的目标是不是致富？国家的价值何在？国家运行的理想状态是什么？于是，国家能力、国家情绪、国家健康等一系列新命题，放在前进中的中国面前。
复兴
2009年3月，两名研究者之间，曾有一次小小的论战，一位是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阎学通教授，一位是日本JCC新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庚欣，从庾欣的文章看，他也是中国人。
阎学通在报纸上发表《国家最崇高目标不是致富》，提出“只有以增强能力为国家目标，我国才有可能实现民族复兴，而以增加财富为目标，我国则无望实现民族复兴。 ”阎文提出了“国家能力”这一命题。文章说，国家财富决定不了国家能力，比如金融危机在全球蔓延之后，外汇储备只有日本1/3的印度，2008年第四季度 GDP有6%的增长，而日本为负3.2%。到2007年底，根据世界银行的排序，国民生产总值位于世界前15名的国家依次为美国、日本、德国、中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加拿大、巴西、俄罗斯、印度、韩国、墨西哥、澳大利亚。俄罗斯的经济财富比日本、西班牙、加拿大等发达国家都少，但是，2008年俄罗斯进行的俄格战争所显示出来的那种战争能力水平，却是日本、西班牙和加拿大都不具备的。
财富不能决定能力，是因为财富并不能按人们的意愿转化为能力。然而由于“致富光荣”已经成为绝对多数人的信仰，许多人误以为国家钱多了就有能力了。这也是为什么，在金融危机使我国外汇储备贬值时，很多人想到的是如何价值增值，而没有想如何用外汇储备提高国家能力，甚至没有想到应借机提高国际金融能力。
因此，阎学通提出，民族复兴得靠增强能力而非增加财富。要运用国家财富提高国家能力。他写道，国民的利益并不只是拥有财富，国民需要安全环境、需要主权权力，需要国际尊严、需要维护民族价值观，需要保护传统文化向后代的传递。只增加财富的国家是强大不了的。我国GDP2008年已位居世界第二，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国家能力在各重要方面都位居世界第二。军事上，虽然2008年我国国防开支是俄罗斯的1.65倍，但我国不具备俄那样的战争能力。科学上，我国不具备德、日、法那种重大科学原理发现能力，即基础科学研究成果达不到获诺贝尔奖的水平。技术上，我国不具备日、德、法那样的自主创新能力，我国世界名牌产品没他们多。教育上，我国没有培养出和英、法、德、日同等水平博士的能力。
“民族复兴是指恢复中国当年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阎学通写道，“这种领先地位是以综合实力为基础的，而综合实力又是由国家各种能力构成的”，“国家的每项具体能力是培养和锻炼出来的，而不是靠赚钱攒出来的。 ”
由于阎文中提及日本，数日后，庚欣以《日本是能力弱的国家吗》为题，撰文与阎学通商榷。庚欣提出，阎文实际上是提出了“国家价值”的概念，即什么样的国家是好国家。而日本并非一个负面典型，庚欣论证，至少有三个标准可参照，一是日本在发达国家中向外移民意愿最低的国家，93%的民众对自己是日本人而骄傲，这体现了一国民众对自己国家的满意度；日本是一个在国际上受到普遍尊重的东方国家，日本观光客守规矩，讲礼貌，讲卫生，日本人一般不奢华、不摆阔，很注意尊重当地习俗，这种“体面”也是一个国家价值；三是日本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实力和潜力有目共睹，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日本仍然会走在前面。人类文明史正在不断发展，一个国家的能力有前瞻的能力与过时的能力，有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有好能力、坏能力。中国应培养前瞻的，好的综合能力。文章最后写道： “历史告诉我们，无论是怎样辉煌的国家目标，一旦落入制度落后与民意缺失的情境之中，都会成为泡影，拥有再高精尖的武器与战术能力，也保不住安全，甚至连现有领土的都会丧失。 ”
在思考和规划我们的民族复兴大业之时，有识之士前鉴古人，旁览他国。民族复兴的目标，民族复兴的价值追求，复兴的路径，复兴的标志，复兴的主要载体，势必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国家和民众关心的重大议题。
十五世纪的头上，北京城百废待兴，无数工匠围绕着城中的中轴线累砖叠瓦，高大的宫墙渐渐耸立起来，龙盘其上，金玉辉煌。此时朱棣已经结束了他的靖难之役，即位为永乐帝，中华民族的象征之一——紫禁城，此时初见端倪。
明成祖的文治武功，也不可谓不上乘。他主持修订《永乐大典》，这是一本长达3.7亿字的百科全书；他五次出征蒙古，使得北方草原不再成为中央政权的威胁；他还遣郑和七下西洋，其舰队无论规模还是航行能力，无不冠绝全球；此外，精吏治、革税赋、兴科举等等内政民生手段自不用提。这样的君主，自可称得上明君，但他并没有带给这个庞大的帝国更进一步的力量，十五世纪崛起的世界强国，反而是位于欧洲大陆最西端的弹丸小国西班牙。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钱乘旦教授曾任《大国崛起》一片的总顾问，他这样分析当时东方与西方一转弱一崛起的变化：“当时在东方的一些强大的帝国，如中国、西亚中东地区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还有南亚的墨尼尔帝国，这些国家当时声威赫赫，可是这些大国、强国，基本上只是起一种地区性的作用，而之后崛起的西方国家，无不对世界的整体发展和格局变化产生过影响。这才是所谓的世界强国。 ”
整个中世纪，阿拉伯人统治着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人为了收复自己的国土，曾进行了长达8个世纪的收复失地运动，1469年卡斯蒂利亚王国的伊莎贝拉一世与阿拉贡王国的斐迪南二世结婚，1479年两国合并。1492年，西班牙军队在格拉纳达打败阿拉伯人的最后一个王朝，统一了国家。
成功地建立起一个近代民族主义国家是西班牙崛起的一大倚靠。收复土地带来的国家情绪把西班牙缔造成一个统一、团结的政治格局。以民族作为整个国家的支撑，这是一个国家强大起来的动力源泉。
此外，重商主义是促使西班牙走向大海的原因。重商主义是一种国家政策、国家的意志行为，其基本理念就是要通过商业活动增加财富；重商主义还有一个理论，就是商业活动积累金银的活动，必须从外部获得，正是这种理论一直支撑着几百年的殖民主义。
1492年，刚刚完成统一的伊莎贝尔女王急切地召见了冒险家克里斯托夫．哥伦布，经过三个月与王室的讨价还价，哥伦布得到了探险的资助。8月3日，带着女王授予的海军大元帅的任命状，哥伦布登上甲板，对女王资助给他的三艘帆船下达了出航的命令。
从哥伦布发现的美洲，仅仅根据现有的材料，1502年至1660年间，西班牙便得到了18600吨白银和200吨黄金，到16世纪末，世界金银总产量中有 83%被西班牙占有。依靠这些财富，全盛时期的西班牙帝国控制了半个欧洲，此外，它还占据着南美庞大的地带，从美国现在的南部一直延伸到南美的最南端火地岛。
“日不落帝国”一词最早是用来形容16世纪时的西班牙帝国，它来源于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的一段论述：“在朕的领土上，太阳永不落下。 ”然而真正成为“日不落帝国”并为人熟知的，却是英国。
英国之所以能够超越西班牙，是因为其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双双领先于西班牙。就政治制度而言，1689年“光荣革命”确立君主立宪制，英国的政治制度完成了从近代民族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过渡。值得一提的是，“光荣革命”中通过非暴力的和平变革方式解决政治制度的问题，成为后来300年中英国不断地碰到问题、不断地进行变革、不断地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英国一直没有再发生内政的混乱，而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发展上。所谓现代政治结构，就是能让社会中的每个人都为追求自身利益而发挥创造性，英国“光荣革命”后的政治体制，正符合了这一条，这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种社会和政治形态给英国的强大、领先创造了非常重要的前提。
而在经济制度方面，西班牙是早期的重商主义，而英国则发展到了晚期。早期的重商主义强调经营的重要性，以从国外获得贵金属货币为第一要义，单纯靠向国外倾销。晚期的重商主义对财富的基本观念没有变化，但认为要从国外获得更多的贵金属货币，必须自己要有更多的商品出售，从而把着眼点放到国内生产上面，大力发展自己的工业生产、制造，从而最终把英国引向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为英国牢牢确立了世界上很长一段时间的领先地位。
但是无论是西班牙还是英国，就国家本身的资源、人力而言，终究是太小了，他们在扩张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无比庞大的世界性帝国，如此规模的殖民体系，最终令他们不堪重负，等到世界上其他各个方面更加优越的国家，开始具备发展条件的时候，他们都被一一顺理成章地取代了。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黄安年教授非常羡慕美国在崛起时得天独厚的条件：“美国的崛起是在19世纪条件下的崛起，而不是在20世纪条件下的崛起，更不是21世纪初期的崛起。有些条件在19世纪有，但是21世纪很难有，例如大陆扩张、西进运动、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等。 ”
“但是美国的崛起仍旧对中华民族的复兴有一定启示，”黄安年说，“美国的崛起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强劲活力，这种活力是和它在发展中逐步完善和进一步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机制是分不开的。 ”
美国在英国统治之下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很多项现代化社会转变的基本条件，比如它的政治制度问题，在独立的时候不需要再去推翻一个专制国王，解决专制制度，因为英国已经帮它解决了。另外，英国的经济制度，对工商业的重视，都在美国体现出来，并且源源不断的外来移民，为美国带来了大批廉价劳动力和熟练技术人员。再加上自然条件极其优越，大片大片都是从未耕种过的土地，第一年的收成就可以非常好。
除了政治、经济、自然这些条件之外，缔造一个强大的美利坚民族的还有它的文化与价值观。独立战争之后，一个全新民族的诞生，它没有历史的包袱，没有旧时代封建传统留给社会的定型结构，它是一个大熔炉，世界各地的思想一起汇集，打造出来一种充满活力的文化与价值观。同时，美国在十八世纪独立以后到十九世纪的上半叶，更是经历了西进运动。西进运动的精髓，就是让个人的创造去得到充分发挥，到没有人的地方自己去创造，自己去寻找生活，就是这么一个运动，缔造了现在的美国，缔造了一个有活力的民族。
当工业革命之后生产力再次陷入停顿的时候，美国率先进入了高科技经济，取得了优势和一系列创新，使美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一直到现在始终保持上升的趋势；当自由资本主义在欧洲出现问题，甚至被马克思预言死亡的时候，美国早已开始进行转型，直至罗斯福新政之后，彻底形成了一种所谓美国形式的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的力量和国家的力量一种高度的结合，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种集成，是具有现代性的一种资本主义。
“美国的强盛是和它的充满活力、不断推陈出新是分不开的，每每遇到问题就进行新的变通，形成新的制度和社会结构，从而保证了发展的可持续力。 ”黄安年如是说。
遍历十五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的兴衰史，钱乘旦提出，一个国家要成为世界强国的必须具备的几点国家能力：第一，要有整合的国家制度和社会结构，其制度并能根据时代的特征进行变革与创新；第二，要有先进的经济制度，形成强劲的经济基础；第三，要有富有吸引力的文化与精神特点；第四，具备在全球发挥其影响力，而不是仅仅发挥地区作用。
学者、实业家陈伟恕在解放日报上撰文提出，一个大国能否成为世界秩序中的主导性大国，主要取决于：第一，实力——不仅具有了强大综合基础国力，还能引聚出正向的国际合力；第二、价值——奉行有生命力的、能鞭挞时代非正义力量的、具有普适性的价值观；第三，目标——具有合理、主动的充当世界引领者的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第四，组织——拥有具备巨大潜能的迅速动员能力和有效的行为体系组织能力；第五、途径——掌握正确的，能够有效实施的战略策略；第六、机遇——能够善于利用偶然出现的机遇，并作出及时而恰当的反应。
值得注意的是，陈伟恕在以下两方面，提出中国应有的示范引领追求，一是，要将国内问题的解决，提升到“在全球意义上做出探索和表率”的高度来看待，使中国在经济上、政治上的各种成功，“具有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国际示范意义”；二是，中国要针对全球化人类共同面临的基本问题，将东西方的精神财富加以进一步的提炼整合，塑造一种全人类普遍接受的新的基本价值观。中国要有信心、决心和恒心，成为凝聚全球人心的既传统又创新的价值观引领者。
前述，阎学通教授也提出，民族复兴是指“恢复中国当年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如果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涵义，是当下国家与民众的共同追求，那么，这显然不是指穷兵黩武，不是指扩张掠夺，这应该更多的体现为一种文化的力量，是经过创新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作出重大贡献，从而在人类文明史上重铸辉煌。
2009 年9月1日，全中国的学校开学，各大报纸次日都用了新华社发的一张照片，杭州，始建于1703年的紫阳小学的师生，头带大暖帽，身着清式“学士服”，诵读入学三字经，向师长行礼；次日，中央电视台也报出某地师生穿汉服举行开学仪式，“眼镜小学生”峨冠长衣，帽翅晃抖，令人莞尔。 9月1日，再续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嵩阳书院的郑州大学嵩阳学院也挂牌开学，公告要“赓续文脉，弘扬国学”，以培养国学人才为己任。报载，以推广汉语教育的文化交流机构孔学学院，本来计划到2008年在全球办100所，现在已办到327所，遍布81个国家和地区。全世界有4000多万外国人在学习汉语。国学热的兴起，意味着人们要重新认识自我，从先人的思想作品中，汲取用于当今世界的智慧。从世界语言传播和流传的规律来看，汉语加快传播，也表明中华文化本身的吸引力。
在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四大古老文明中，中华文化因初创期就有的开放包容的品格，不断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融合，因此从西汉起，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并形成四次向海外传播的高潮，分别是汉代、唐代、宋元和明清之际。在古朴的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武斌在接受晨报记者采访时说，中华文化能够持久地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根本原因在于其先进性和丰富性，故而高潮迭起，辉煌灿烂。
武斌认为，中华民族贡献给人类的智慧，首先突出表现在丰饶的物产上，丝绸、瓷器为其翘楚。英国着名学者坦普尔曾说：“为工业革命打下基础的欧洲革命，只是输入中国的思想和发明以后才开始的”。 “四大发明”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世界并改变了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科技成果，其意义远远超出其自身的技术领域，对文化的传承、人类征服世界能力的提高，对世界历史的演变，都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中华民族在哲学、艺术、政治文化等很多领域，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中处于世界的先进水平。
由此，武斌提出了关于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的几点规律性认识。首先，中华文化的流向海外传播的高潮，都出现在中国国力强盛时期，因此，一个国家的文化对世界产生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该国的综合国力；其次，还在于中华文化的开放性，即便是在近代西方文化大的冲击下，中华文化也能通过自身的重整而使自己走向现代化；中华文化能够在很长的时间内持续地向海外传播并发生重大影响，主要原因还在于它整体的先进性。丝绸、瓷器、“四大发明”以及其他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以及典章制度等等，一旦传播到海外，便受到高度的重视和热烈的欢迎，其原因，不仅是新鲜，而且是先进。能够大规模传播到海外并且发生重要影响的是先进的文化形态，而不是简单的文化符号或异国情调式的调剂和消遣。
按一般的理解，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明是指人类社会进步状态，虽然很多情况下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文明更多地从人们在社会集团中的状态加以考量，和谐的、有序的、合作的，那么，这个社会创造文化的能力显然会更强，反之，发达的文化又能促进社会走向更高级的文明。
生于西安的着名画家王西京，2008年4月发表了他对中华文化最新思考成果 《文明以止化成天下》，文章说，在远古时代，中国的哲人便已从自然和社会现象中，认识到了文化对于社会治理的极端重要性和普遍意义。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一个完全保住了自己悠久文明的国家，其本质原因，莫不与中国传统文化一开始就既定了的顺天应乎人、大而以化之的本体特征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系。这个 “大化”就是广义上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在生存、共存意义上的完美和谐。正是由于中国人善同自然和谐、善同社会和谐、善同他人和谐，才使自己的民族在优秀的文化传统中，相沿维系地保存了下来。老子的“一道生万物”，易经的“执中而尚和”，孔子的“和而不同”，都是和谐在同质意义上的各种表现形式。所不同的，就是老庄玄学强调怀柔善导、以静制动；而《易经》主张刚健重行、以动求静；孔子则兼而有之。虽然方式方法不同，但都在相辅相成中，促使了事物向和谐的必然回归。
这位画家这样分析，科学地看，所谓“和谐”，实质上是物种共生现象在社会文化理念的客观反映。生命形式的共生取决于事物双方的共存，唯共存才得以共生。这种共生现象，是事物不断进化的力量源泉。探寻如何在全球化文化背景下，建构一种全球性的、相对统一的共生文化体系，促使不同背景的事物能在自身和双方的发展中实现双赢，这是科学解决全球文化冲突，促进社会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必经途径。
中国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核心价值观主要体现在爱国主义和改革创新上，相信只要在核心价值观的共识上，不断推动民族文化的大融合、大繁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会伴随中华文化的大兴于世而辉煌。
一个全新的社会共同体的形成，一个有凝聚力的价值观的构建，势必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国注定要进入一个改革与社会冲突赛跑的阶段，如何重拾在这一过程中缺失的信任感，维持社会的有序、稳定和理性，保持愈益良好的“国家情商”，将是一个有挑战性的历史命题。
20 世纪50年代以来，关于国家发展状况、发展模式、治理结构和运行状态等方面的研究，逐渐形成了4个代表性的方向：“国家财富”，以世界银行为代表，从国家财富的内涵、增长、生产、分配等角度进行评估与研究；“国家力量”：以世界经济论坛、瑞士洛桑管理学院为代表，从国家生产力、综合国力等角度，对国家的生存能力、发展能力和竞争能力作研究评估；“人文发展”，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为代表，从人类健康、教育水平、生活质量入手，对国家的人文发展状况研究评估； “可持续发展”，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为代表，对国家资源环境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作研究。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在充分汲取和借鉴上述4方面成果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国家健康”这一研究方向。
2008年10月7日，中科院国家健康研究课题组推出历时6年的研究成果《国家健康报告》，课题组认为，国家作为一个复杂的生命组织系统，亦存在“健康”问题，广义上说，“国家健康”就是“国家运行的一种良好状态”；从狭义上说，国家健康就是建立在国家代谢、国家免疫、国家神经和国家行为四个子系统自身运行良好，以及相互之间整合自洽、平衡、协调、和谐基础上的一种相对完好的状态。 “一个国家像一个人一样，同样存在健康问题”，课题组组长杨多贵教授这样说。
报告所选取的45个样本国家中，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包括转型国家），其GDP占全球89.5%，人口占76.6%，国土面积占64.2%。这些国家的健康状况评估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球国家健康状况的面貌和特征。
根据报告，45个样本国家分为“健康盈余型”、“健康达标型”、“亚健康型”、“健康透支型”。中国不仅仅是国家健康指数“达标”，在其他数据方面也表现出健康的成长态势。在全球45个国家中，中国“国家免疫能力”居第三位，“国家责任指数”居第一位。
深度研究显示，中国的国家进取精神、国家责任、经济活力、社会凝聚力等构成国家健康的“优势要素”；而国家反应能力、调控能力、创新能力及资源安全、环境友好等构成国家健康的“劣势要素”。
课题组副组长周志田博士介绍，课题组初步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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