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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周刊评选出共和国12位最美丽的女性
2009-09-19
共和国12位最美丽的女性——这是建国以来早已或者正在进入我们的集体记忆，闪耀着动人光辉的12位中国女性的面孔。她们是：林徽因、王丹凤、杨丽坤、严凤英、张志新、章含之、潘虹、周晓兰、巩俐、伏明霞、杨澜、章子怡。
60年光阴足以湮灭太多的东西。 太多的东西湮灭了。 尤其是那些伪装的崇高，阉割的性别，定做的脸谱，和反人性的表演。 但是仍有很多人，很多事，铭记在人们心里。 共和国12位最美丽的女性——这是建国以来早已或者正在进入我们的集体记忆，闪耀着动人光辉的12位中国女性的面孔。 她们是：林徽因、王丹凤、杨丽坤、严凤英、张志新、章含之、潘虹、周晓兰、巩俐、伏明霞、杨澜、章子怡。 世上的任何奖项，都敌不过人民的集体记忆。 对于美的集体记忆，是发自内心的致敬，不受任何外力的强制，无论意识形态的香花毒草的命名，还是商业势力的追捧封杀。 这样的集体记忆不会被时间任意损毁和涂改，但凡有人提起，被记忆的人与事就会栩栩如生，自动浮现，尽管我们会暂时忘却，尽管我们的大脑和心思随时会被形形色色的新奇事物填满。 向世界输出自身的魅力，是所有文明国家大力经营的一项事业：正义的魅力，山水的魅力，思想的魅力，艺术的魅力，人的魅力。 有输出，就有引进。民国时期中国引进的最着名的文学形象，是英国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拜伦，这位身穿希腊民族服装的美男子，在鲁迅和苏曼殊心目中，他的形象是和他为希腊独立赴汤蹈火的英雄行为联系在一起的。 整个20世纪，西方的美丽面孔走马灯般进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今天，几乎所有中国青年都有（或曾经有过）他们热爱的西方偶像，很多人甚至迷恋到如数家珍的地步。 作为一种互动，中国的美丽面孔，也从来没有停下走向世界的脚步。 1949年以后的中国并非意识形态全面掌控的铁板一块。我们能看到那些美丽的身影，活跃在各自的舞台上——林徽因、戴爱莲、王丹凤、白杨、上官云珠、袁雪芬、秦怡、王文娟、新凤霞……她们的美，甚至可以轻松地突破政治的浓墨重彩，散发出来。 林徽因不但是中国人心中的美的化身，也是美国人费正清和费慰梅心中的中国之美的代表。出色的诗人，了不起的建筑学家，妙语连珠的沙龙女主人，征服了众多杰出男性的迷人的知识女性，这一切令林徽因的美具有了钻石般坚实华彩的魔力。 1956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开始挑战斯大林的个人崇拜；1969年，普通中共党员张志新向中国的个人崇拜发起了挑战。这个追求真理，热爱艺术，喜欢听妹妹用小提琴演奏波隆贝斯库的《叙事曲》的美丽女性，6年后被判死刑，临刑前惨遭割喉。这样一位推动了时代进步的伟大女性，她的美有着青铜的坚不可摧的质地。 女性在重要关头的果敢与勇气永远令人动容。1980年代以来，我们在银幕上看到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勇敢女性的形象。这是巩俐，她在银幕上的形象充满了力量，这力量源自抗争的意志，与传统伦理中东方女性的温顺与柔弱有着天壤之别。 这并非孤立的形象，中国历史上的勇敢女性，甚至有着压倒男人的大义凛然的气概，这就是历史学家陈寅恪要将那么隆重的敬意投向柳如是的原因，这也是张志新赢得我们爱戴，巩俐受到世界推崇的原因。 
林徽因美与智慧的绝唱 本刊记者蒯乐昊发自上海
我们常常要借助一个男人的光线，才看到他背后的女人——对于那些从民国时代走来的文艺女青年们——但林徽因是个例外。在她身上，折射着许多优秀男人的光芒，而她反过来又为这些男人增添了光彩，我们举着她这支蜡烛，把那些有着别样才情与身世的男人照看得更加清楚：梁启超、胡适、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费正清、沈从文、张奚若……这串散发着光芒的名单里，间或瞥见林徽因的衣袂飘动，她与他们终生保持着或父或兄、或亲或友的深厚情感。 林徽因的父亲、曾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的林长民，不无骄傲地对徐志摩说：“做一个天才女儿的父亲，不是容易享的福，你得放低你天伦的辈分，先求做到友谊的了解。” 彼时林徽因刚满16岁，但谈吐和悟性已经超越了她的年龄，在她的美貌和聪慧面前被迫放低天伦辈分的不只是林长民，徐志摩也不顾自己是林徽因父亲的好友，且在国内已有妻儿，公然闹离婚并追求起这个刚刚中学毕业的小姑娘来。这段公案因影视、小说、文史学家津津乐道的介入而妇孺皆知。 不太被人知道的是，在徐志摩追求林徽因之前，他跟林长民互相引为知己，还玩过一场互通“情书”的游戏。在通信中，徐志摩扮一个有夫之妇，林长民扮一个有妇之夫，双方假设在这不自由的景况下互相爱恋。两个接受过留学教育的旧知识分子，用这种匪夷所思的方式，来描摹他们渴望自由，但又身陷囹圄的情爱世界以及政治抱负。徐志摩写过一篇浓艳的短篇小说《春痕》，其中的主人公“逸”，就是以林长民为原型的。 林徽因最终没有选择徐志摩，她和梁思成在长辈的安排下相识相爱了。梁启超对长子寄予厚望，亲自挑选了未来儿媳人选，并在林徽因丧父后视她一如亲女。两家安排只待梁思成从清华一毕业，就送他们一起去美国深造。 这对小儿女于是常在一起憧憬未来，林徽因告诉梁思成，她以后准备学习建筑。梁思成大感意外，他从未想过文弱的女孩子要学盖房子： “建筑？”他反问道，“你是说house（房子）？还是building（建筑物）？” 林徽因笑起来，她左边脸腮上有一个不对称的酒窝：“更准确地说，应该是architecture（建筑学）吧！” 这位建筑学巨匠晚年承认，自己最初选择学习建筑，只是为了林徽因，“我当时连建筑是什么都不知道。”——梁思成以多种重要身份存在于历史之中，但贯穿他一生的核心身份，竟首先是个一心疼顾老婆的温和男人，这一点，在后来的金岳霖事件里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见过梁氏夫妇的人，莫不承认他们是恩爱的一对。1923年一次学生游行示威中，梁思成被军阀金永炎的汽车撞伤，并因此留下终身残疾，林徽因每天都来安慰他寂寞的病榻，为他拭汗、打扇、读书。这一点让梁思成的母亲极为不满，她认为思成伤卧在床，衣冠不整，大家闺秀应该低眉敛目小心回避才是，一个官宦人家的小姐，尚未下聘，怎能如此不顾体统？ 梁启超却因此更加欣赏林徽因，老爷子洋洋得意地写信给大女儿梁思顺：“老夫眼力不错吧！”这个维新派因此生发出他的姻缘观：由父辈留心观察、看好一个人，然后介绍给孩子，最后由孩子自己决定，“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 这场婚姻确实向人们昭示了婚姻有可能多么宽松，同时多么牢固。终其一生，金岳霖都是林徽因和梁思成最好的朋友，他们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一起，隔院毗居，同饮同食，同悲同喜。梁思成遇到学术上的任何问题，常常请教金岳霖，跟林徽因吵架，也搬出金岳霖来评理调停，在林徽因和梁思成双双故去以后，金岳霖还跟梁思成的儿子住在一起，梁从诫像对待自己父亲一样，陪伴这个为了林徽因终生未娶、亦无后人的大哲学家走完生命最后一程。 从林徽因写给好友费慰梅（费正清之妻）的一封信里，可以看出他们3人的亲密与默契。当时正是抗战最艰苦的时候，林徽因和梁思成蛰居李庄，生活困顿，贫病交加，金岳霖一有假期就来李庄看望他们，同他们一道过年，林徽因一边听着日本轰炸机从上空飞过，一边在信里这样写道： 思成是个慢性子，愿意一次只做一件事，最不善处理杂七杂八的家务。但杂七杂八的事却像纽约中央车站任何时候都会到达的各线火车一样冲他驶来。我也许仍是站长，但他却是车站！我也许会被碾死，他却永远不会。老金（正在这里休假）是那样一种过客，他或是来送客，或是来接人，对交通略有干扰，却总是使车站显得更有趣，使站长更高兴些。 林徽因写完信，就交给思成和老金看，问他们可有补充，于是我们看到了接下来由金岳霖写的一段： 当着站长和正在打字的车站，旅客除了眼看一列列火车通过外，竟茫然不知所云，也不知所措。我曾不知多少次经过纽约中央车站，却从未见过那站长。而在这里却实实在在既见到了车站又见到了站长。要不然我很可能把他们两个搞混。 金岳霖写完，梁思成又接过信来附言道： 现在轮到车站了：其主梁因构造不佳而严重倾斜，加以协和医院设计和施工的丑陋的钢板支架经过七年服务已经严重损耗，（注：梁思成因车祸脊椎受损，一直穿着协和医院为他特制的钢马甲），从我下方经过的繁忙的战时交通看来已经动摇了我的基础。 这封信写在又薄又黄的劣质纸张上，不分段，字极小，没有天头地脚，连多余的半页都被裁去，为了节省纸张和邮费。这封信让远在华盛顿的费正清夫妇笑了很久，接着又心酸了很久。 梁思成说：“人家讲‘老婆是别人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但是我觉得‘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林徽因的才华是多方面的，少女时代起，她已经是颇有名气的诗人，同时翻译西方文学、创作剧本、发表小说；学了建筑以后，在设计和测绘方面也多有建树，与梁思成一起完成了许多建筑学着述。虽然穿着窄身旗袍、体弱多病，但她爬起古建筑穹顶来却根本不成障碍，金岳霖到他们家去，常常看见林徽因和梁思成爬在自家屋顶上，为野外测绘练基本功，老金当即作了一副藏头联：“梁上君子;林下美人。”嵌了这夫妇二人的姓氏，上句打趣梁思成，下句奉承林徽因。梁思成很高兴，林徽因却不以为然，“真讨厌，什么美人不美人的，好像一个女人就没有什么事可做，只配作摆设似的！” 她怎么可能是摆设？在她家客厅的着名沙龙里，任何谈笑有鸿儒的对话，她都是当仁不让的主角，即使重病中都躺在沙发上跟客人们大谈诗歌与哲学。曾经的沙龙客之一萧乾回忆说： 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别说沈先生（沈从文）和我，就连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发上吧嗒着烟斗，连连点头称是。徽因的健谈决不是结了婚的妇女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我后来心里常想：倘若这位述而不作的小姐能够像18世纪英国的约翰逊博士那样，身边也有一位博斯韦尔，把她那些充满机智、饶有风趣的话一一记载下来，那该是多么精彩的一部书啊！ 可惜，林徽因自己也承认自己是个“兴奋型的人”，情绪喜怒不定，像朵带电的云，“只凭一时的灵感和神来之笔做事”，所以，她留下的作品并不多。她的聪慧，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传说，流传在那些见识过这聪慧的文化名人们的口头笔端，而战争、疾病、政治运动、贫穷而琐细的家庭生活又剥夺了她大量的创作精力，所以，抛开她那些着名的“绯闻”，在学术层面上，人们通常只知道她是国徽的设计者、北京古建筑的积极保护者，而忽略了她内心更加丰沛的才华。 被肺病折磨半生，她终于在1955年去了，比梁思成幸运，她躲过了后来席卷全国的“史无前例”。丈夫亲自为她设计了墓碑，碑上移来她生前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设计的花圈；知己金岳霖为她组成治丧委员会，悉心料理后事。人生得此，夫复何求？ 她的墓碑上写着：这里长眠着林徽因，她是建筑师、诗人和母亲。 
王丹凤在家练唱，女儿为她弹琴（胡星原） 王丹凤美丽不止60年 本刊记者李宗陶
娇俏的小护士在哄女孩儿入睡：“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1957年，电影《护士日记》里这首插曲，是导演陶金建议王丹凤在同期录音中自己唱的。后来20多年里，大人孩子都会唱了。 新中国第一代女护士的形象——年轻、勤快、充满朝气、略带娇媚，因王丹凤而格外动人。共和国的男人们发现，从旧时代摆渡过来的精致五官、樱桃小嘴、杨柳细腰，配上新时代的工作服，也是美的。据老影人回忆，影片上映后，许多男性找对象，首选护士。 王丹凤那张脸，是标准美人的典范。她生得明亮、洋气，且未曾到韩国整容。这样的脸，走到哪里，哪里春暖花开。解放前，香港曾推出“沪港四大女星”，王丹凤榜上有名，其他3位分别是李丽华、周璇、白光。 在她生活了68年的上海，电影院门口贴过她的海报，照相馆橱窗里摆过她的照片，“有点像王丹凤”成为衡量美丽程度的表述之一。即使80年代中，当她偶尔行走在陕西南路的家附近，也会因为不同寻常的肌肤、气质，以及干干净净、一丝不苟的装扮被人一眼认出。 如今要会王丹凤，得去香港铜锣湾或尖沙咀的“功德林素食餐馆”碰运气。走进铜锣湾怡和街31号，淡雅、通透、气派，淡绿的墙面上悬字一幅“此中有真味”，是学界泰斗饶宗颐的手笔。 “功德林”这只牌子1922年在上海创立，1992年被王丹凤和丈夫柳和清带到香港。据说，那里的素菜讲究原汁原味，谢绝味精；茶蔬为有机肥种养，没有农药残余；厨艺不凡，能把面筋做得像鳝丝，此外南瓜盅、西瓜豆浆、青豆沙酥饼、海苔松子炒饭，令人一边食欲大振，一边又不忍下箸。每逢初一、十五，多半要排长队；内地众僧尼，乃至不少知名活佛，也从西藏、甘肃、青海远道而去，品素斋、结善缘。 时代变了，角色也变了 1951年1月的《青青电影》杂志上，有整整两个版是王丹凤、柳和清在上海逸园大饭店举行婚礼的报道，标题是：“逸园座上，贺客盈千；一对新人，合拜天地——王丹凤和柳和清元旦结婚”。当时，王丹凤刚刚婉谢了香港电影界的挽留，回到上海。 柳和清原是国泰影业公司的少东家。他父亲柳中亮与叔父柳中浩在上世纪40年代共同创办上海国泰影业公司，柳和清完成学业后，帮助父亲打理业务，后自立门户，创立大同影业公司。解放后，私营电影厂先公私合营后又并入国营，成为上海电影制片厂，柳和清担任上影厂宣传科长，专事摄影，后来担任过上海摄影家协会理事。 王丹凤原名王玉凤，宁波籍上海人，父亲是经营旅店的，平常看戏带着女儿。舞台，加上后来的电影，让王玉凤对水银灯生涯有了憧憬。她首登银幕是在吴茵（《一江春水向东流》里圆圆脸的婆婆）主演的《灵与肉》中，演少爷的表妹，一个女学生。虽然是配角，但演得惹人喜爱。老大姐吴茵对她的影响，尤其是政治上的，延续一生。 16岁那年，她跟同学去合成影片公司摄影棚参观，无意中被导演朱石麟发现。当时这家公司人手少，朱石麟见她天真美丽，聪明伶俐，试了镜头后，觉得有潜质，便动员她拍戏，并赠一个“丹”字。 不久，她主演了影片《新渔光曲》，表演质朴、真实、动人，不仅受到专家的赞赏，更得到观众的认可。影坛从此升起一颗新星。 在上海沦为孤岛的5年间，她拍了25部片子，扮演的多是受侮辱和欺凌的妇女形象：招待员、歌妓、丫头等等。1948-1950年，应香港长城影片公司邀请，她参加拍摄了《锦绣天堂》、《瑶池鸳鸯》、《琼楼恨》、《海外寻夫》等7部影片，多为古装戏。 此后30年里，她拍过《家》、《海魂》、《护士日记》、《春满人间》、《向阳花开》、《女理发师》、《桃花扇》等13部影片，所演角色是：工人、农民、护士、理发员、售票员等等。其中，《家》中的“鸣凤”，《护士日记》中的“小燕子”简素华，以及《女理发师》中的角色让老观众记忆犹新。她的封箱之作是1980年的《玉色蝴蝶》。 为了演好女理发师，王丹凤曾经到南京路理发店拜沪上名剪刘瑞卿为师。她虚心好学，没有一点明星架子，天天准时到店里当学徒。很快，理发店门前天天清早排出影迷长队，情状不输今日粉丝。 1963年的《桃花扇》让她倒了霉，因为“宣扬才子佳人”。此后15年，她没拍过一部电影。 “先批王丹凤！” 十年动乱期间，王丹凤也不可避免地经历了抄家、批斗会、干校劳动。但她一不是共产党员，排除了“混进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嫌疑；二无绯闻，扯不上“腐化”；三没有参加过所谓的“大毒草”摄制组，所以直接受到的威胁打击比白杨、黄宗英少得多。据白穆回忆，当看到别人被拳打脚踢时，她偷偷躲在食堂堆放杂粮的仓库里，吓得魂不附体。 有一次，她与黄宗英、白穆、石灵在上海近郊劳动，造反派展开“田头批判”。批判会还没开始，年轻的农民们早已在前排小木凳上坐好。4位受批对象一经押到，有人大喊：“先批王丹凤！” “是唱花旦的吗？”有人交头接耳。 轮到瘦高个儿黄宗英上前，有人笑着说：“她是唱小生的。” 一场乡间批斗会，竟也开出些观众见面会的意思。尽管被身后的工宣队重重敲了一下，白穆还是笑得停不下来。 面对上影厂造反派的胡言乱语，王丹凤温顺而诚恳地听着，没有流露丝毫不满情绪，在当时，属于“难能可贵”。 在奉贤干校，有的女演员暗中带点酱瓜、咸菜，王丹凤从不带吃的。她严格遵守作息制度，在宿舍里不与人高声交谈，手拿一本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翻来覆去地读。大太阳底下劳动，她总是带顶帽子，一锄一锄地挖，从不偷懒。出勤时，她走在前面，到工作间取农具也不挑不拣…… 总之，她当时给人们的印象是：乖巧、随叫随到、任人摆布，积极要求进步，投入人们常说的“脱胎换骨的改造”。所以，她能活到今天。 王丹凤当过上海市三八红旗手；当过第四、五届上海市政协常委，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常委；也是第四、五届民盟中央委员，第六、七届民盟中央常委，第九届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 1985年1月20日，柳和清王丹凤夫妇应邀赴华盛顿，参加里根总统的就职典礼。他们顺路到加拿大温哥华探望78岁的影后胡蝶。临别时，胡蝶将一对烧制着彩蝶图案的精美小瓷盆送给王丹凤，说：“我一共只有两对，一对送你，一对自己留着。” 4年后，胡蝶病逝。王丹凤成为大陆惟一探望过她的友人。 在国外，她遇到过许多影迷。有一次，在新加坡机场，有人拿出珍藏40多年的少女王丹凤的照片送她。这张照片她自己都没有，激动得连说，谢谢你了，谢谢你了。 2005年，作别影坛20多年的王丹凤被授予“优秀电影艺术家”称号。81岁的王丹凤说，她“怀念过去的文艺片”，如深深影响过她的《飘》、《魂断蓝桥》；她念念不忘当年贴在闺房墙壁上的那些偶像：周璇、袁美云、胡蝶、阮玲玉、陈云裳…… 
杨丽坤 悲情阿诗玛 她的美丽因＂阿诗玛＂广为人知，却因政治运动迅速凋零 本刊记者彭苏实习记者易洁发自北京 马铃儿响来哟玉鸟儿唱 我陪阿诗玛回家乡 远远离开热布巴拉家 从此我们不忧伤 不忧伤，哎罗哎罗不忧伤…… “现实哪能真有那么好？两部电影我都参与了，我还不清楚情况？”电话中，殷佩娴颇为感慨。 作为云南省歌舞团的老演员，她还记得1959年的某天，长影厂的导演王家乙来团里为即将开拍的电影《五朵金花》挑选演员。一时间传得沸沸扬扬。 “那天，我们几个正在台上擦玻璃，有人把我叫出去了。我出门一看，团长李坚和王导站在院子里说着话。”接着有人给她送来了一张当晚的戏票，嘱咐她千万别送人。 “我坐在中间第四号，王导和上影厂的摄影师坐在旁边。”她说，这张“不许转送”的票，一共送出了3张，除了她与一位姓赵的演员，第三个就是正值17岁的杨丽坤。 杨丽坤是团长向王家乙推荐的。殷佩娴肯定道。她不仅是杨的同事，更是其生前好友。 她俩以及云南省话剧团的王苏娅、谭尧中后来一同入选《五朵金花》。不同的是，杨丽坤在片中扮演的是花丛里最“金”的一朵。 小九 1941年4月27日，杨丽坤出生在云南普洱县磨黑镇。家中兄弟姐妹10人，母亲早逝。由于她排行第九，身边的人都亲昵地称呼她——“小九”。 “小九自小沉默寡言，但爱动脑子，个性很强，脾气犟得像死牛，碰上不高兴的事，就独自坐着生闷气，有时竟憋得鼻子里流出血来。10岁的时候，二妹黄晓夫妇把她接到了昆明，留在身边生活、学习。黄晓的丈夫是当时的省委组织部长。这给小九的成长提供了极好的条件。”杨丽坤的丈夫唐凤楼，曾经听杨家大姐杨琴如此介绍。 小九12岁时陪爱好文艺的黄晓一起去省歌舞团看演出，“这样省歌舞团便知道了小九，觉得她身材极好，五官端正，想让她进歌舞团当学员。团长问她时，她除了自己的名字什么也不肯说。事后，我问她到底喜不喜欢舞蹈？她说喜欢的。但学习怎么办？我能不能一边学习，一边跳舞？”多年后，在《电影传奇》里，黄晓对主持人崔永元说及往事。 杨丽坤生前对丈夫唐凤楼透露：“后来，我进了歌舞团。团里的领导专门派了一位同志照料我的生活，有些人知道我的姐夫是省委组织部长后，对我特别关心。但是不久，我的二姐和二姐夫就被打成了右派，搞到一个小矿山劳动去了。就剩下我一人在昆明，孤零零地没有一个亲人，昆明的家也没有了，团里也对我变了态度。对我‘特别关心’的人最先板起脸，好像我也是一个右派。那时我才15岁，世态炎凉使我更加不爱说话了。从此以后，我就拼命地练舞蹈，因为这就是我唯一的乐趣了。” 杨丽坤的低调未能掩饰她身上的闪光点，与她交往过的顾春雨暮年回首： “她的打扮向来自然、朴实。起初我以为她非常内向，不大说话，看她老是一个人坐着。后来才发现，她跟谈得来的人在一起时，是非常能说并且敢说的。 “她非常好学。喜欢外国古典名着。喜欢古典音乐。喜欢跟别人讨论事情。看到的很多东西都是别人没有注意到的。她绝对不会为了自己的利益，违背意愿跟领导套近乎。” 唐凤楼想起晚年面目全非的妻子，曾向他演示过一段舞蹈。 “她的眼睛一下就亮了，肩膀一抖手那个一动，整个人完全变了。太美了，太美了。”他叹为观止。 那是杨丽坤14岁上台表演的独舞《春江花月夜》中的某段。 金花 1958年中宣部发文，指示各电影厂拍摄若干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都好的电影，以备在来年的国庆节前后上映。1959年4月初，上影厂发电报让王家乙火速回京，准备接拍《五朵金花》。 《五朵金花》是编剧季康和公浦创作出的一部反映云南白族人民热情奔放、轻松活泼的轻喜剧。 影片格调喜气洋洋，影片背后却是难以轻松。尽管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夏衍说，《五朵金花》要拿到资本主义国家放映，在政治思想上可以“不表现党，不表现团，不出现毛主席像”。但王家乙仍然忐忑不安，“1958年刚对爱情片、喜剧片进行了批判。现在部里让拍这个剧本，不知以后会如何，又不好不拍。” 虽然拍片时有种种不如意，王家乙还是耐心地指导着手下的每一个演员入戏。“再看《五朵金花》，我不觉得自己演得好。主要是王导引导得好，换了任何一个人都能演好。”70年代末，杨丽坤对唐凤楼说。 参演该片的演员聊起过片中的某一桥段：杨丽坤扮演的公社社长参加完婚礼，喝了点酒后，一个人照照镜子，摸摸自己的脸。心里想着心上人，头却摇了摇。事业女强人含情羞怯又无可奈何的心思，让第一次演戏的杨丽坤演绎得非常到位，别忘了她那会儿才17岁。 《五朵金花》在十一公映，受到了全国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周总理特别接见了杨丽坤。当时北京饭店摆国宴，她就坐在总理身边。云南省歌舞团进京演出时，周总理又向毛主席特别介绍了她，令她激动万分。 和她一个舞蹈队的严学恒说，“电影是成功了，但杨丽坤做人还是很谦虚，不张扬。” 她甚至没有告诉自己的家人，自己都做了什么。“直到1961年，有人为我送来了《五朵金花》的电影票，要我晚上一定去看看，因为那是小九演的，我还不敢信呢。电影放映时，我问我家孩子，这是不是坤娘？他说，是坤娘。我才确信真是她演的。”黄晓含笑面对镜头说。 阿诗玛 1960年，撒尼族长诗《阿诗玛》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它被改编成电影，并由上影厂的导演刘琼执导。 60年代初，寻找演员的刘琼来到了云南省歌舞团，团里正在上演一部歌剧，名叫《娥卞与沙洛》。 “《阿诗玛》里扮演阿兹，还有阿兹母亲的演员都是在这部歌剧里找到的。演娥卞的女演员杜丽华后来为阿诗玛配唱。”严学恒说。 至于阿诗玛的人选当然非杨丽坤莫属。当时团里有人与她竞争过，“即使按我们的眼光，那人也是不行的。据说对方还想贿赂刘导，但刘导没有改变主意，坚定地选择了杨丽坤。” 1963年4月，杨丽坤等30多名演员来到了上影厂，进行一系列的排练。 “当时上影厂里一个姓姚的化妆师为我们讲授化妆技巧。他跟我们讲，这部电影用的化妆品是厂里最好的了，因为是上影厂与香港合作拍片时剩下来的化妆品。” 殷佩娴认为化妆师很是用心，为阿诗玛试装多次。原来《五朵金花》里的淳朴健康的金花更接近杨丽坤本人，通过化妆师的手，仿佛为她的美增添了一种华丽的色彩。 《阿诗玛》里有大篇幅的载歌载舞，舞蹈难不倒杨丽坤，但论声音实非她的强项。曾任文化部电影局局长的陈荒煤在《阿诗玛，你在哪里》文中写过—— 当她（杨丽坤）说起周总理说她，“你说话怎么还奶声奶气的，像个孩子”的时候，她脸红了，泪珠流在脸颊上，神态十分严肃，一个字一个字地说道：“那时候，我心里难过极了，讲不出话来，可是我心里向周总理保证，我一定要把普通话说好！” 片中有一幕，阿诗玛关进热布巴拉家的地牢时忧虑道，我什么都不怕，只担心年迈的老妈妈……几句读白是迄今为止，我们仅能听到的杨丽坤的原声。 她的努力是能感受得到的，为阿黑配唱的胡松华说，录歌时，他一看就知道杨丽坤是下了工夫的。 发病 1964年，历时3年，投资巨额成本，赞美自由与爱情的《阿诗玛》杀青。而这一年，中国电影界正在批判两棵“大毒草”——《早春二月》与《北国江南》。此后，它只能被打入冷宫，直至文革结束方才公映。 “1966年8月文革开始，我们在四清工作队的工作还没结束，就被调回团里。后来出现了一些大字报，上面文艺黑线的红人里提到了杨丽坤。” “1967年，越南代表团来到云南，当时的红星剧场3楼小放映厅小范围地放映了《阿诗玛》。放之前讲了，这是一部不好的片子，是让越南代表团看后吸取经验教训，以后不要拍。大家都很好奇，很多人挤破了脑袋想去看。我去了，杨丽坤也去了。” “结果她看了一半就跑出来了。后来她给我写了一封信，说她心里很难受，很后悔‘为什么拍了这么一部电影’。那时她毕竟还是一个非常单纯的姑娘啊！我安慰她。其实我当时觉得这部片子没什么，而且音乐非常棒。当然我也没公开说它好。”顾春雨直言道。 顾春雨是1965年9月到云南省歌舞团，最初是乐队演奏员，同时也常写歌曲和舞蹈音乐，后来又兼乐队指挥。与顾春雨正式交往前，杨丽坤绝不缺乏追求者，据说其中还有地位显赫人士。 杨丽坤的七哥杨克武说过，妹妹红了以后，收到过大量的求爱信件，但她一心追求事业，不想过早论及儿女私情，有意识地处理掉了这些信件。 殷佩娴说，在上海时，杨丽坤曾和赵丹之子赵矛谈过一场短暂的恋爱。她喜欢那种年轻有为，追求上进的青年。 “我喜爱唱歌。从四清工作队回昆明之初，有时晚上没事就和歌队的同志在琴房唱歌，她爱趴在窗户旁听，慢慢地我们就熟了，有时还一起去看电影。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们在四清工作队时，我接到长途电话得知我父亲过世了，心里十分痛苦。她专门过来安慰我，这让我印象非常深，觉得她很善良。 “我刚开始跟她好的时候也有顾虑。有人劝我，觉得她跟很多人好不长。我也有这个担心，还去找她郑重地谈了一次，但是她很坚决。事情证明我的判断是对的，她并不是一个作风不好的人，实际上她很严肃。” “后来发生的事，我想，很有可能她哥哥觉得她是大明星，我当时只是一个小小的歌舞团团员，不希望我们在一起。所以在1967年12月26日下午，她的五哥杨克文采用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手段强制地带走了她。” 顾春雨的回忆被殷佩娴证实，她说，那会得知消息的顾春雨气得要死，恨不得立刻去找她，大家拼命把他劝了下来。 “他们把她带到了镇沅，恐吓她，你在这儿是出不去的，你死了这条心吧。你写信也没用，邮局有我的人，信我能给你截住。” “她信以为真了。他们还在她的床头贴了一张白求恩的画像，告诉她，她就要找这样的人，并且已为她相中了一个医生。于是她就病了。谁给她吃药都不吃，她老觉得有人要害她。” “这样杨克文着急了，给我打电话。电话里他吞吞吐吐的，我觉得不对。我站在装满油罐的大货车里一路到了镇沅。他哥哥见了面后，说对不起什么的一大堆，然后带我去看她。见了她，她说，你怎么来了？我已经在这儿了，你怎么也来了？你来了我俩就都出不去了，这是一个魔窟。我这才相信她真的发病了。” “我让她吃药，说不会害她，她很信任我，每天坚持吃药，一天3次，吃了就睡觉。一个月之后基本好了。等她完全清醒的时候，原原本本告诉我是怎么回事：过年前，她五哥被单位派到乡下。三十那天晚上，她五哥的朋友请她吃饭，当时外面有人放鞭炮，她突然觉得心里有虫子在爬，觉得人家给饭里下了毒。那时云南搞武斗很厉害，她极有可能将这些事都纠合在一起想了。” “我们回到昆明后，我都计划好了，把她接到上海治疗，远离那个环境。但看到她好了，杨克文他们又改了主意，要把她带走。杨丽坤素来尊敬这位兄长，不敢违背，她走的前一天才对我说。他们带她去了东川，一连四五个月没有消息，我写信给她也不回。等到这年七八月份，她突然写了一封信给我，说要跟我断绝来往。我们最终分了手。”顾春雨说。 风暴 1969年，文艺界集中在云南民族学院进行思想改造。殷佩娴认为那是杨丽坤发病最严重的时期。 “你说她有病嘛，她平常做事说话很文静，外人根本看不出来。而且心里清楚得很！” 她举了一个例子，杨丽坤得病后，每次上她的屋，都会故意在门口大声喊道，小白（殷的昵称），我来给你送毛主席画像了。进屋后，她马上把七八本外国名着，即那时的禁书，请殷佩娴代为收藏。 杨丽坤的某次举动把他们着实吓住了。在顾春雨看来，“那次她真的不太正常了”。 1969年夏，支持823派的军代表在一次讲话中压制了炮派，只见杨丽坤腾地站起身来，径直走到台上对军代表说，“你一边去，我来讲两句。” 她在台上振振有辞，“毛主席说，两派斗争要一碗水端平。谭甫仁（时任昆明军区政委）来云南后，没有一碗水端平，而是采取了一派压制一派的做法。” “哎哟，我们坐在下面，心里怦怦直跳，谁都不敢吭声。”殷佩娴惊诧。 “正常人绝不会在那种场合下说那种话，谁都知道要保护自己的。”顾春雨当时坐在礼堂靠前处。 立刻有人冲上前，想驾住杨丽坤搞“喷气式”，她激烈反抗了，并掌掴了其中一人。 “杨丽坤啊，你们是不了解。她内心很刚强的，搞下跪什么的，她绝不会屈从。”严学恒还联想到，曾有一次823派批斗某人时，杨丽坤也是拍案而起。她愤怒地质问全场，“他根本没做过这样的事。你们有人可以为他证明，为什么不出来讲话？” 杨丽坤被关进了礼堂的地下室，严学恒形容里面宽六七米，深四五米，堆满了杂物。他酸楚地对我说，当时的政治环境极其恐怖，杨丽坤想不通这点。她这个人的性格决定了她钻进牛角尖就钻不出来了。她老问，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为此她还喝墨水自杀过一次。 她的病起初只是轻微的疑神疑鬼，觉得有人在监视她，还没有到达那么烦躁的地步，也没有幻听出现。自从关进地下室后，这个期间，工宣队与群专组的人不断开小会整她，用各种方式斗她，其中包括有嫉妒过她的人。他们不承认她有病，咬定她装疯来发泄对政治的不满，以至贻误了她的病情，她终于彻底地“病”了。 一天天蒙蒙亮，殷佩娴等人从睡梦中惊醒，他们听到民族学院礼堂里传出阵阵凄厉的歌声。 有人循声找去，发现杨丽坤站在大堂中央，高唱《白毛女》中最悲愤的一段——你要害死我，瞎了你眼窝，我不死，我要活…… 婚姻 云南省歌舞团第一批下放宜良羊街，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人里有杨丽坤。她在那里待了近一年时间。 殷佩娴觉得彼时的杨丽坤“还好”，至少看上去和大家一样，甚至还参加了样板戏的演出。 但杨丽坤私下的言论却让她胆颤心惊，“她评论国家高层领导，说江青不好，不配做主席夫人等等。我赶紧要她别说了，千万别被外人听见。” 终于有人向组织上汇报了杨丽坤的“妄言”。时值1970年夏，《云南日报》头版头条正在登载《彻底批判影片〈五朵金花〉》。 杨丽坤的二姐黄晓在“电影传奇”里谈到，某次大会批《五朵金花》，有人提江青说《五朵金花》是毒草，杨丽坤当即反驳道，周总理说《五朵金花》是好电影，江青同志说毒草，那她就不配做文化旗手。一下子不得了了…… 这年，杨丽坤的大姐杨琴写了一封信，千方百计托人呈交周恩来。周恩来看后下达指示，治病要紧，速将杨丽坤同志送往精神病院医治。 杨丽坤在昆明长坡医院小住后，转送到了医疗环境相对宽松的湖南郴州医院。殷佩娴在那里陪她度过了一个月。她说，病房里，病人与陪护睡一张床，房间里挤满了18个人。睡觉时时有男病人突然闯进房内，闹得不得安眠。 后来，杨丽坤的大姐接替了她的工作。等她再见到杨丽坤时，已是1973年，杨丽坤刚结婚不久，并怀有了身孕。 “唐凤楼把她从上海送回了昆明。那天我看到他俩拎着行李站在两棵大树下，团里的人从他们身边经过，不敢理睬她，样子十分可怜。我上前一把拎过她的包说，你们跟我走。” 杨丽坤与殷佩娴谈过她与唐凤楼的婚姻。殷佩娴感到，唐凤楼虽然只是广东凡口铅锌矿的工人，但杨丽坤还是满意这段婚姻，她觉得，“唐是上海大学生，精通英语，知识面蛮广的。” “我和杨丽坤的婚姻真是一两句话难说清楚。原来广州文艺出版社要为我写的一本书取名为《我与阿诗玛的爱情》，我坚决不同意。我说我们之间不是爱情，只是传统意义上的结合。她是我妻子，我是她丈夫，我不照顾她谁照顾她？假使现在倒过来活，我没有这种勇气。”唐凤楼说。 1973年，他从广东赶到湖南郴州，第一次见到杨丽坤时，他几乎惊呼：“天啊，她身上哪里还有一点演员的痕迹？除了一双眼睛好看，脸色灰暗，全身胖乎乎的。” 明知她有病却选择了她，唐凤楼说一是基于强烈的同情，二是杨丽坤的善良打动了他。 在凡口领取结婚证后，杨丽坤不安地告诉他，她的幻听还没有好，感到对不起他，想把自己的妹妹说给他。 “所以说她很天真善良。我听后一愣，就想以后多安慰安慰她，多给她点温暖，她就好了吧。” 他不知道，婚后杨丽坤的幻听频频发作，耳边常有位“爷爷”跟她说话，指挥着她的意志行动。 最令他难以忍受的是，杨丽坤在生完孩子后，曾一度每天精心打扮外出，回到家后对他说，某某才是她的丈夫，而他是她的弟弟。 “她说，我不想与你结婚的，是姐姐要我和你结婚的。她还给别人写信，那信拿出来，完全不像是病人写的。我那时才30出头，我也有自尊心的。我提出过离婚。 “等我搞清这也是一种病态时，我放弃了。我看了一部朝鲜电影《卖花姑娘》，里面有一句话，只要心诚，石头也能开花。我就用它来鼓舞自己。” 眼见妻子的病情渐渐加重，唐凤楼决定送杨丽坤回到郴州精神病院。 临行前，杨丽坤坐在两个儿子身边，一会亲亲这个，一会吻吻那个。一边用大蒲扇给儿子扇着风，一边温柔地说： “明明啊，妈妈明天就要走了，妈妈可想你们呵！你们可别忘了妈妈！”说着，她的泪水汗水掺和一块滚落而下。 从郴州精神病院出来后，杨丽坤独自在昆明生活。1976年文革结束，她被送往长坡精神病院。其后唐凤楼又将她转到上海精神病院。 严学恒说，1978年他和殷佩娴陪着团长一起到上海为杨丽坤平反落实政策。他们为她念平反书，并告诉她，江青已经垮台了。她叫道，你们不要乱说啊，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是不会垮的。 他们把她接出了医院，在外玩了两天。杨丽坤还清楚地记得殷佩娴女儿的小名。告别时，殷佩娴听到身后的铁门“哐”地合上了，她扭回头来，透过网状铁门，发现杨丽坤站在里面望着她，哭。她不禁在门外潸然泪下。 2000年7月21日早，唐凤楼告别时，妻子不吭声。他坐在藤椅上陪着她，最后他对她说，小九，我真的要走了。她“嗯”了一声，在他的头上摸了摸说，走吧。 傍晚时分，唐凤楼在外接到家里打来的电话——小九“走”了。 
严凤英 永远的七仙女 本刊记者李乃清发自上海 “我在旧社会是一个鬼，解放后党把我变成了人。” 黄梅戏名伶严凤英，生前说这话时，眼里噙满了泪。但在广大戏迷看来，她更是个仙，从《天仙配》到《牛郎织女》，人们记住的，是她迎面扑来的美与善。 “严凤英这一生最重要的意义，是把黄梅戏从名不见经传的地方戏，变成全国普受大众喜欢的剧种。怎么变成的？正是严凤英这种特殊的表达方式。她既没学过文化，也没学过乐理，这些她都不懂，她只是为黄梅戏而生、为黄梅戏而死。她个人的美，都在舞台上展现了，她的《天仙配》演得质朴，《女驸马》演得可爱，我们这些没见过她本人的人，看到的不就是这些吗？再一个，生活中的她，我相信一定是率真的！”接受采访时，“小严凤英”吴琼，对前辈大师充满肃然的敬意。 戏道 严凤英乳名小鸿六，出生于安庆，祖籍桐城罗家岭。启蒙老师严云高是位补锅手艺人，当时牵头草台戏班。小时候，一上午她就学会一出唱做并重的小戏，让师父大为吃惊：“鸿六儿真乖巧，戏像是前生学会的一样！” 她不仅用心研究黄梅戏唱腔，更是博采众长。北昆名家白云生曾到合肥，看了严凤英的表演，他将手背在自己下巴下一横：“你这下面的戏不能看！”意思是，严凤英除了一双灵活的眼睛和一张会唱的嘴，手、足、腰、腿都缺少锻炼，不会做戏。面对尖锐的批评，严凤英脸红了一阵，随即表示感谢，开始拜白云生为师。 曾与严凤英合作15年之久的黄梅戏作曲家时白林回忆说,1954年严凤英扮演《天仙配》中的七仙女，以她朴实圆润的唱腔荣获华东区戏曲会演的演员一等奖。这个剧目搬上银幕，她立即成为戏剧舞台上一颗明星。 拍电影《天仙配》时，曾有一则美谈。拍“分别”这一重场戏时，严凤英趁换布景的空闲，与剧组人员打起扑克牌。导演石挥很担心，问等会拍戏用不用眼药水，严凤英说：“不用。”实拍一到，她泪流不止地演着“七仙女”与董永生离死别的痛苦心境,只拍一遍就过了。石挥很兴奋：“今晚为你加个菜，辣椒炒肉丝。” 时白林对记者说：“56年春，电影《天仙配》一放就很红，观众对严凤英真是赞不绝口。那时候来信最多的是学生。开始严凤英还能自己回，后来没那么多时间，她说你能不能代我回一些，那时邮票8分钱一封，我记得最多的时候，我一个月给她回信要花掉8块钱。” 时白林回忆：“56年，她的工资300块，但钱都用别人身上了，比如，我第一次吃西餐就是严凤英请的，她这人很大方，谁要有困难，她就资助人家。” 严凤英的慷慨和爱心出了名的，每当看到同事、邻居，甚至素不相识的人遇到困难，她都解囊相助。1960年“自然灾害”，一位外地妇女在合肥临产，举目无亲，严凤英在排戏间隙赶回家，给人家拿去衣物和粮食。 情路 严凤英一生，有过坎坷的情路，贯穿始终的，则是她对文人的倾慕。 为了写严凤英艺术评传，7旬老人张光亚，多年探访了几十位相关人士，他对记者的叙述，从侧面展现了严凤英的情路波折。“严凤英是个很好的女人，一般男人她是看不上的。王冠亚、王兆乾、甘律之，这3人都不错，王冠亚和王兆乾我都见过，都是有识之士。” 南京甘家，居南捕厅100多年，从抗战始至解放后，梅兰芳等多位梨园英华都是甘贡三的座上宾。三子甘律之不仅老生、小生都能唱，还拉得一手好京胡。1950年春，他与几位名票发起“友艺集”京剧茶座，期间吸引了辗转流落南京的严凤英。当时，不满20岁的严凤英在舞厅伴舞，迫于生计，易名严岱峰。 “友艺集”活动中，严凤英出演过《御碑亭》等戏，她曾与甘律之合作《梅龙镇》，扮演李凤姐，获得好评。一次演出，她还出奇制胜反串张飞，一炮打响，传为佳话。 这段时间，严凤英从京、昆艺术吸取营养，也为她日后成为黄梅戏大家奠定了基础。1951年，严凤英拟回故里，甘律之为她购置“行头”，支持她重登黄梅戏舞台。 “从家庭关系看，甘家解放前是个大户，严凤英是个歌女，他们虽然在一起，但一直没结婚，既然同意她回安庆，也就意味着关系将来也难说了。严凤英回去后越唱越红，排《柳树井》时认识了王兆乾，王兆乾是部队文工团的，又是党员，很有才华，十八般武艺都会，这点肯定打动严凤英的芳心，他们也就好了。” “严凤英的性格敢作敢为，感情也不是很缠绵的那种，她说断就断。但同时她又非常讲情义，甘家教她唱昆曲，排戏、练功，她都记着。”1953年夏，严凤英随安徽省黄梅戏剧团到南京，在南京大戏院公演《打猪草》，为感谢甘家的帮助，她买了许多礼品去看他们。 “去南京时，王兆乾也跟过去了，还跟甘律之碰上了，严凤英挺大方，给他们互相介绍，但王兆乾没睬他，甘律之跟他握手，他也没握，据说还打了严凤英。严凤英气得要死，把被子也甩了，这样以后，两个就分掉了。” “有个情况，王兆乾在世时，我也问过他。严凤英曾托人带信给王兆乾，说孩子（王小亚）要生了，但王兆乾没去，结果甘律之去了，而且表态，孩子我要，我愿意照顾你。这样严凤英54年就跟甘律之结婚了。” 甘律之曾有回忆：“婚后，我与凤英同去合肥，夫妻感情一直很好。以后我随汪剑云（甘律之姐夫，梅派青衣）赴山东、河北一带演出，夫妻分居。后因历史原因，夫妻离异。尽管如此，离婚后凤英还多次在朋友面前称赞我为人忠厚，对她体贴关心，在艺术上对她帮助极大。” “甘律之在那个时代每况愈下，他到合肥也做生意，但很不成功，那是国有化时期，你私有化怎么搞得起来？严凤英是蒸蒸日上。省委书记找她开会，看她演出，两人之间出现差距。再加上1954年以前甘律之有门房意识，严凤英也受到伤害。你当时为什么不娶进门，54年红了后才和她结婚呢？” 关于此事，时白林也有记忆：“当时安徽的党政领导对严凤英很看重，认为甘律之不过是个小开，觉得严凤英不应该嫁给他，应该嫁给共产党员，所以动员她先入团、后入党。”56年下半年，严凤英在排演《王金凤》时认识导演王冠亚，感情渐深，是年结为连理。 “他们刚结婚没多少日子，有次，我在楼底下走，她就喊我，老时！她趴在3楼的窗户上，我说，你吃饭没？她说，没。怎么还没吃饭？她说，我等人。我说你等谁？她就做了个鬼脸，悄悄道——等小亚哥！” 新凤霞曾在回忆文中写道：“冠亚老实、善良，对凤英可说俯首贴耳，体贴万分，是个模范丈夫，自和凤英结婚以来，没有给凤英带来过一点麻烦和痛苦。但在凤英生命最后一刻，他是遗憾的。” 严凤英过世后，王冠亚一直未再娶，倾注其心血，为爱妻立传，后拍成电视剧《严凤英》。而今，这位耄耋老人行动不便，大儿子王小亚在安庆，小儿子王小英在深圳。 殇途 “又谁知花正红时寒风起，再要回头难上难！生生死死人间去，恩爱夫妻难团圆！” 仿佛一语成谶，《牛郎织女》最后一幕，恰恰写照了严凤英的悲剧。 她一生自杀过3次，吞金、上吊、服药。前两次在解放前，原因是不堪凌辱，均被抢救脱险；人生如戏，第三次，“仙女”最终撒手人寰了，向着那个严酷的结局逼近，不忍卒说。 “当时我们同住在省文化局宿舍大院。那晚（1968年4月7日）7点多钟，因为第二天造反派要她交待问题，她就到我家，问怎么办？当时我也受冲击，我就说，实事求是吧，总有一天这个事会说清。我记得她端了个大茶杯，穿了个黄色大棉袄，呆了十来分钟就走了，在门口对我爱人说：‘我站得直坐得正，只是眼前难熬啊!’没想，第二天早上就听到了不幸的消息。”柏龙驹（原安徽省文联副主席，1952年认识严凤英，曾与王冠亚共事）向记者回述严凤英自杀前晚的情景。 文革初期，严凤英就被扣上“三名三高”、“黑线人物”、“封资修代表”等罪名，受尽“文批武斗”折磨。“他们黄梅剧院之前在我们院子里开了个批斗大会，那个会上斗得很不像话，把她过去的事情都翻了出来，甚至她在旧社会被侮辱、被伤害的那些，全搬出来了，还把她丈夫、孩子都喊出来陪斗。她当时就喊我母亲：‘妈妈’啊，我活不下去了，活不下去了。那次对她刺激很大。” 当晚，写不出交待材料的严凤英陷入绝望，服下大量安眠药，王冠亚见到空药瓶和遗书，忙叫起孩子，让大儿子去找医务室医生，为了找救护车送入部队医院，他又去找了一位军代表，谁料此人带着一伙造反派头头，把王冠亚等关在门外，对严凤英进行了床前批斗。可怜的严凤英已经脸色发青，口吐白沫，辗转送至医院时，因急救的黄金时间被耽误，严凤英告别了人间，这日离她38岁生日还差一个多月。 据王冠亚在纪念严凤英逝世40周年的文字记述，“严凤英死后不到一个小时，剧团领导就赶来了，任务只有一条：严凤英之死有不少疑问，有人检举她是国民党特务，是奉了上级命令自杀而死，所以要剖开她的肚皮挖出她的内脏，检查她肚子里的特务工具！”可怜的严凤英，在死后还遭到了残忍的剖尸。 1978年5月，严凤英去世的第10年，安徽省终于为她平反昭雪。 时白林说:“现在，每次给严凤英庆祝生日，提起她被迫害致死，大伙都是泪流满面。” （感谢白燕升、吴琼、时白林、柏龙驹、张光亚等人对采访的帮助） 
张志新 死神也不能夺去的勇气和美丽
张志新的两个孩子回国很少。亲人相聚时，绝少提起他们的母亲，那是一个从未结痂的伤疤 本刊记者卫毅发自北京 每当张志勤拉起波隆贝斯库的《叙事曲》，大姐张志新的形象就会在来回移动的琴弓前浮现，几十年来，包括北京2009年9月6日这个秋阳沉静的下午，皆是如此。 73岁的前中央乐团的小提琴手张志勤仍然在给一些年少的学生传授琴艺，为的是让自己的脑子不闲着，舒络日渐衰老的神经。她给每一个学生都拉过《叙事曲》，学生们很认真地听很认真地学，但没有几个学生知道这位张老师有着怎样的一位姐姐。在他们父母那一代，张志新则是个广为人知的名字。 50年多前，当张志勤还是天津音乐学院一名怀拥音乐梦想的学生时，逢及周末，她会抱着父亲买给她的小提琴，坐两个小时的火车从天津来到北京，跟随老师马思聪学习小提琴。她的大姐张志新住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工宿舍。她每次来京，都会去大姐家。大姐会让她演奏自己喜欢的曲子，低沉忧婉的《叙事曲》是张志新的最爱。“她就这么皱着眉头，认真地听。” 张志新、张志惠和张志勤3姐妹自童年时代便因擅长乐器演奏而闻名天津。这得益于她们的父亲张玉藻的音乐传承。张玉藻是一位早年参加过辛亥革命的音乐教员。张志新擅长吉他，张志惠擅长怀琴，张志勤擅长小提琴。在张志勤看来，倘若姐姐专注于音乐，并不会逊于自己。 张志新在家人心目中几近完人，貌美，多才，勤奋，有着洞察世界的清晰头脑。在张家7个兄妹中，“父母是最欣赏姐姐的。”张志勤说。 张志新已经去世34年，她众多美丽的黑白影像及其遭遇曾为世人浩叹，如今却渐归沉寂。张家7兄妹有的去世，活着的都已老迈。巧的是，张志勤如今的住所离志新桥很近，妹妹张志玲的家则位于志新西路。“这些巧合都没办法解释。”北京这么大，岁月那么长，她们绕不开“志新”。 众多张志新的亲人已经不轻易再谈起她，原因是每次言及都是触动内心的伤痛往事。多年来一直在整理有关姐姐资料的张志勤也因健康原因，曾有5年没有再触碰关于姐姐的点滴。 最后一封信 张志勤最后一次和已调至沈阳的张志新通信是在1968年的冬天。彼时张志勤已经在北京的中央乐团工作。“姐姐在信中嘱咐我要经常回天津看望老人，定期带父母去看病，告诉老人容易得什么病，如果有可能的话，将父母接到北京。” 从此，张志勤与张志新断了音信。张志勤给姐姐和姐夫写过多封信都没回音。 张志勤准备到沈阳去找姐姐。临出发前，她给姐姐所在单位打了电话，一位负责人接的。“我问姐姐出了什么事，他说，反革命！我问是什么罪行，现在什么地方，他说罪行不能讲，地方不能告诉你。我问见见她可以吗？回答是不能。找你们组织谈谈行么？回答是，领导不接待。” 张志勤继续给张志新的丈夫曾真写信。1972年她得到回音。曾真告诉她，张志新因反革命罪入狱，他们已办理离婚手续，他建议张家来人将张志新的东西拿走。 张志新被捕的时间就是张志勤与之失去联系后的1969年。 1973年，天津的大哥给张志勤来信，说辽宁有人来了解情况，问张志新小时候得过什么病。“当时我这一听，我和我母亲就想到了，姐姐肯定是在监狱里受了什么折磨，精神出了问题。我母亲跟我说过，家中的女孩子里面，大姐的身体是最好的。来人还说，可以去人做说服工作。” 张志勤卖掉父亲给她拉了20多年的小提琴后，筹得了给三哥张士华去沈阳探监的路费。在沈阳的监狱门口，张士华被拒绝入内，无奈而归。 张志新的入狱，为这个家庭加重了政治上的“不幸”。在张家兄妹中，二哥张士光是“右派”，“文革”开始的时候就被隔离起来，孩子3岁才见到他爸爸。三哥张士华的经历更有荒诞剧的意味。“文革”时，他在挂毛主席像的时候，因为像大相框小，他于是把主席像的周边给裁剪了一下，扔掉的裁剪部分被人看到了，他因此而被揪斗。二姐夫在美国、台湾、香港都有亲人，如此多的海外关系在那个年代只会为增加莫须有的罪名提供方便。 被打成“反革命”的张志新对于亲人前途有着直接影响。在张志新女儿曾林林的回忆里，因为张志新是“反革命”的原因，“弟弟报考沈阳音乐学院少年班，得了全县第一名，却没有被录取。” “三哥的孩子在青海一向是先进工作者，申请入党，长期不批，她问组织，自己还有什么缺点，我改。有人跟她讲，她有一个很反动的现行反革命姑姑，所以她的入党问题根本不考虑。”张志勤说。 一份带血的报告 时间到了1976年，已和姐姐失去多年联系的张志勤家人决定到沈阳去探监。恰在此时，中央乐团的领导突然通知张志勤立即到人事科去，说辽宁法院来人找她。 张志勤见到来人后急切地问姐姐的情况，来人支支吾吾半天，说张志新在1975年就被处决了，他们是来处理张志新的遗物的。“当时我正怀着5个月身孕，感到全身的血往下一沉，两手使劲扶着凳子。” 张志新的女儿曾林林正好从沈阳来京看病，住在张志勤家，张志勤的母亲也已从天津住到北京张志勤这里。她白天得装出没事的样子，睡觉时则止不住涌出的泪水。 张志勤给身在辽宁建昌的曾真写了封信，信写好后，还没寄出，放在桌子上，被母亲看见了。结果是，“老母亲倒在床上3天没起来，只能蒙着被子低声哭泣，都不能放声痛哭。” “文革”结束之后，张志勤和家人开始为张志新申冤。全国各地对于文革中冤假错案的重审也逐渐开展。1976年后，辽宁有关人士看到了张志新的材料，大呼“人才难得”，到沈阳的监狱去找她，得到的回答是：此人已于一年前被枪决。 1976年后，经历了“文革”的新华社记者陈禹山对新闻业失望之极，他打算与过去十多年这一段令人羞耻的经历告别，为调往中国青年出版社而努力，“打算搞西方文学。”《光明日报》一位熟悉他的副总编得知后，告诉他，你还这么年轻，不要改行，现在是清算他们的时候。陈禹山对他说，这也是清算自己的时候。 张志新曾经在狱中发问，谁应是领罪的人？陈禹山觉得，张志新的死是集体罪恶，自己写的那些“造神”报道是为文革摇旗呐喊，这项集体罪恶中有自己的一份。 陈禹山认为自己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都没有张志新的勇气，他知道，像张志新那样说话，是不要命了。任仲夷后来在看望张志新母亲时也说，他“没有志新敢想敢说”。 陈禹山最终没有离开新闻业，1979年，他去了《光明日报》，在机动部做记者。到那里不久，他就被派往沈阳采访张志新案。 此前一年，《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等文章，政治风向开始转变。时任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的任仲夷决定给张平反，与此同时，一些人则反对任的做法。 张志勤拿出了两份同出自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的判决书给本刊记者看。1975年4月3日的判决书上写到：“依法判处现行反革命犯张志新死刑，立即执行。” 1979年3月27日的判决书上写到：“张志新纯系因反对林彪、‘四人帮’而被判处无期徒刑，……所谓事实，均系在精神失常情况下所为，不应视为犯罪。……宣告张志新无罪。” 第二份判决书上对“精神失常”是着重强调的。张志新反对的对象被限制在林彪和“四人帮”身上。 张志勤还记得，平反时她和家人来到沈阳。当时晚上还安排了看戏等诸多项目，家人无心参加这些娱乐活动，他们留在旅馆里。晚上过了10点之后，经常有人来敲他们的门，偷偷告诉他们了解的情况。“他们进门前都往屋里看，确定没其他人后才进门说话。”张志勤和家人回到北京后，甚至有当年的知情者卖血换取路费从沈阳去到北京告诉他们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事情。 许多情况，陈禹山也在采访中了解到了。他清楚地知道，一些东西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法写，但也无法完全不提。 “此外，她（张志新）在充分肯定毛泽东同志丰功伟绩的同时，情深意切，光明磊落地对自己的领袖的某些工作，提出了意见和看法，表达了她对自己的领袖的热爱和深厚的阶级感情。”这是陈禹山当年写的《一份带血的报告》中的一段话，他觉得自己只能写到这个份上了。关于毛的讨论在当时仍会是危及自身安全的“禁区”。任仲夷为张志新平反的做法是绕过“禁区”。 陈禹山自己并不满意的关于张志新的系列报道仍然是轰动一时，“革命烈士”张志新的宣传遍及全国。 张志新的残酷遭遇被逐渐披露了出来。比如，深及骨头的手铐脚镣，一米见方的阴暗囚室，肉体的侮辱，割喉，一枪击碎头部……张志新遗体的具体去向至今成谜，4年之后的追悼会，灵堂上放置的只是一个空骨灰盒。 那些年，有许多迟来的追悼会陆续举行。张志勤记得，她还在和平里住时，1980年5月某天晚上，有人来敲门，她看到一位很瘦的年轻人站在她面前，说他是刘少奇的儿子刘源，母亲让他来给张志新的母亲送刘少奇追悼会的入场证。在那之前，刘源的母亲王光美曾亲自到家中看望了张志新的家人。张志新在“文革”中有诸多为刘少奇辩护的言论，这同样是“不要命”的表现。 子女已入中年 直至今日，张志勤也没法完全理解姐姐当时为何要说出如此不要命的言论。许多人在那个年代已经想清楚一些东西，但不会说出来。“姐姐平时也是非常有头脑的人，并不会这么做。”多年后，她将其归结为姐姐内心所秉持的民主、科学与道德信念。 陈禹山认为张志新的言论是被逼迫讲出来的，缘起于她对同事说了自己对文革的不同看法。“她有这样的思想苗头，被人给抓住了，审她，要她交待黑思想，她是理直气壮地认为自己没错，把她的思想全说了。她没公开去散播，连爱人也没有说，所有言论都只限于内部。” 如今养老于深圳的陈禹山仍在为张志新感到无限惋惜。“再坚持一年，她可能就出来了。” 在张志新没能挺过的1975年，曾真及其两个子女突然被要求进入学习班学习。他们被来人告知，张志新在监狱里坚持反动立场，要加刑。曾真意识到，在无期徒刑上再加刑，就是死刑。 曾林林和曾彤彤没有再见到自己的母亲。张志新平反之后，女儿曾林林进入了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学习，儿子曾彤彤考上了清华大学化学系。多年后，姐弟先后去往美国，如今都定居在明尼苏达州。姐弟俩回国很少，亲人们相聚时，有说有笑，绝少提起他们的母亲，那是一个从未结痂的伤疤，伤痛仍在不时翻涌。 张志勤手上有一张曾林林在2005年回国时，去沈阳青年公园张志新塑像前拍下的照片。时值春节，白雪飘落于张志新的塑像之上，塑像上贴着“福”字和对联，鲜花摆在塑像前，一派过节的气息却透着经年的心酸。看着照片，张志勤感叹时光过得太快，照片拍摄时，张志新已离去整整30年，与她容貌极像的女儿也已进入她母亲当初的中年时光。 
章含之 上海最后一位名媛
“我这一生，永远是别人的什么人，惟独没有我自己” 本刊记者李宗陶 上海青浦的福寿园是个墓园。蔡元培、潘汉年、汪道涵等近代闻人安息在那里。2002年清明，章含之看着章士钊的铜像在园里立起来；2003年清明，她看着乔冠华的铜像立成，“我请钱绍武塑的，非常漂亮。”2009年清明，她的骨灰入住福寿园，一尊同样出自钱绍武之手的汉白玉雕像紧挨着父亲的，与对面的丈夫，相望。 女儿洪晃说，母亲向护士长好友交待后事时关照：跟父亲葬在一处，只把乔冠华的两束遗发放在骨灰里即可，因为“到另外一个世界就不想再要有这个世界的是是非非了”。 上个世纪70年代，但凡看到过章含之的人，都会一震。她的倩影，留在一帧帧照片和一部部纪录片里。她在毛泽东“大权旁落”的空闲期里当过主席半年多的英文老师；她曾让老布什印象深刻，时隔十多年邀至白宫做客；她也曾被尼克松赞扬：“你翻译的每一个词我都听得很清楚。你是我遇到的最好的翻译。” 中国有许多英语翻译人才，但只有一个章含之。 2003年，记者在史家胡同51号初入“章含之的客厅”时，她说纯正的英式英语，标准的京片子，地道的上海话，还夸赞某位女演员的沪语讲得“糯”。她贵气的白发、谈笑风生的态度，与正厢房盛开的鲜花、随处可见的人物照片、长长的卷轴，以及院子里斑驳的树影、围廊上的红灯笼，交汇成一种奇异的气场，推着人回到从前。 红色上流社会 两位暗中较量的小姐坐在一道，喝茶。 “你要糖么？”住在乡下的小姐问。 “糖现在不时兴了。”城里小姐不说“我不加糖”。这一回合，她赢了。 晚年章含之，告诉在网上斗富的少年们，什么叫上流社会。 季羡林在《留德十年》里记述过章士钊的夫人吴弱男（吴长庆的孙女，吴保初之女，当过孙中山秘书），“一开口就是：‘我们官家如何如何，你们民家又如何如何。’态度坦率泰然，毫不忸怩。”这种优越感，换个样式总能代代相传。 章含之是章士钊的养女。8个月大之前，她叫王秀兰，险些被送给上海“下只角”的黄包车夫。她的生母谈雪卿，是30年代上海永安公司的售货员，明眸皓齿，神态娴雅，美国CANKLIN牌金笔因她热销，《申报》上曾有“康克令小姐”的报道。 谈雪卿遇到一位陈姓公子，珠胎暗结。公子有家室，只要女儿不要女人，一时很僵。谈雪卿寻到当时沪上知名律师章士钊，索来10万大洋赔偿。恰章士钊二夫人奚贞生育无望，便收下做了养女。 章含之18岁上知道了身世，大哭一场，同年与恋人洪君彦偷偷抵沪。母女相认，泪罢亦有尴尬——母亲又嫁富商，育有子女3人，过着花园洋房小汽车的生活。这跟段祺瑞政府时期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新中国被毛泽东称为“行老”的章士钊的家，氛围完全不同。 这一切，章含之在着作里都不讳言。作曲家陈钢和剧作家沙叶新都说她真性情，没什么心眼，是个上海大女人。 章含之12岁时想当演员，被父亲斥责“章家不能出戏子”，虽然章老深情题赠孟小冬的楹联在史家胡同51号挂了很久。 1957年，章含之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毕业，与相恋8年的北大经济系教授洪君彦结婚，婚礼由洪的老师陈岱孙先生主持。3年后，她从研究生班毕业，留校任教师。同年随父搬入周恩来总理指示赠予的史家胡同51号，次年生下洪晃。 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70大寿的家宴上，除家人外招待了4位湖南同乡：程潜、章士钊、叶恭绰和王季范，每位各带了夫人或子女。程潜带了女儿程熙，章士钊带了章含之，王季范带了孙女王海容。就在那一天，毛泽东突发兴致，请章含之当他的英文老师。 上海文汇出版社社长萧关鸿经手刊发了章含之几乎每一张照片和最早的回忆性文章，他曾经问过章含之：毛主席是否真想学英语？章答：最初以为是，如今明白，主席想借此休息。那段时间，毛泽东很空，有闲心与她聊天——每次她讲一小时英文，主席讲一小时历史，然后闲聊。 其时，毕业于燕京大学国际经济专业的林克是毛泽东的国际问题秘书，并教授英语。他从1954年起，在毛泽东身边12年。 在那个全国人民见到毛主席都会热泪盈眶的年代，这段经历像铸铁一样烙在章含之的记忆里，令她讲述了一生。王元化先生在《九十年代日记》中记：“1994年1月29日。早去八厂见到章含之，谈话中问及章士钊着述事，她所知甚少。但对章死后房子事十分关注。至于在毛身边教英语事，则颇津津乐道，饭后回家倦甚。” 一辈子经历三辈子 1971年3月末，毛泽东一声令下，北京外国语大学教师章含之被调进外交部。从科员起步，历任科长、副处长、处长，至1975年，她位居亚洲司副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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