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聚仁与夫人邓珂云在庐山
第二次秘密和谈曹聚仁穿梭往返
1956年7月，当章士钊受中共中央委托，从北京到香港为国共和谈穿针引线的时候，另一个神秘人物也担负着同样使命从香港来到北京，这个神秘人物就是曹聚仁。
曹聚仁是旧中国颇负盛名的文人，与国共两党的高层人物有很深的交情。他是章太炎的高足，鲁迅的朋友，抗战时期常到新四军驻地采访，成为叶挺的座上宾，并与陈毅结成至交，同时，他又是蒋经国的挚友。曹聚仁回到大陆，即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热情接待。周恩来在颐和园宴请曹聚仁，陈毅等人作陪。周恩来告诉曹聚仁:“我们对台湾绝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
10月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曹聚仁。这天恰逢印尼总统苏加诺访华，党和国家多位领导人出面欢迎，毛泽东却在中南海静候曹聚仁，足见毛泽东对国共两党重开谈判的重视。
毛泽东一见曹聚仁便说:“你这次回来，可以多看看，到处走走，看我们这里还存在什么问题。”
在谈到蒋介石的时候，毛泽东肯定了蒋介石在某些历史时期的作用，并表示了他准备再次与蒋介石握手的想法。
与毛泽东的谈话，使曹聚仁对和谈前景充满希望。回到香港后，他立即将详细情况转告国民党方面。
不久，台湾传来指令，让曹聚仁再去大陆一趟，主要任务是到浙江奉化，看看蒋氏祖坟。
1957年5月，曹聚仁第二次返回大陆，赶往浙江。在奉化溪口镇，他在蒋介石寓居过的丰镐房和蒋经国住过的文昌阁仔细看了很久。同时还代表蒋氏父子到蒋母的墓园扫墓。所到之处，曹聚仁都一一拍摄了照片。
回到香港后，曹聚仁立即向蒋经国通报了大陆之行的情况，并寄去了他在溪口拍摄的照片。在另一封信中，他还谈了自己对国共两党再次合作的看法。
国民党方面对再次谈判采取了一种既不让曹聚仁放弃，又不具体表态的态度，一拖就是几年。
1965年，当国民党二号人物李宗仁回到大陆并受到热烈欢迎的时候，蒋介石父子也展开了行动。
经常来往于香港和台北负责联络工作的王君通知曹聚仁，蒋经国在近期将亲临香港，接他到台湾商量要事。
曹聚仁听到消息喜出望外，急忙飞往北京，与中共领导人商讨了谈判的大纲要目，然后返回香港，等候蒋经国。
一天，曹聚仁正在寓所午睡，突然听到门铃急响。他急忙开门，只见王君气喘吁吁地说:“经国来了，不方便上岸，在海上等你。”曹聚仁急忙随王君出来，一辆小车将他们送到码头，然后登上小快艇，一直驶到一艘大轮船边。
曹聚仁登上轮船，立即被引进一间豪华客舱，一个西装笔挺，商人打扮的人连忙迎上来和他握手，这就是蒋经国。
蒋经国和曹聚仁寒暄叙旧后，便关起舱门密谈。蒋经国告诉曹聚仁，台湾想和北京方面谈判，但不知北京的具体意向，希望曹聚仁多介绍些北京的情况。曹聚仁详细谈了中共关于谈判的条件，蒋经国仔细听后，也谈了蒋介石的一些想法。他希望曹聚仁将双方情况吃透，以便曹与蒋介石见面谈话时做到时间短，效率高。
轮船秘密在台湾一个偏僻小港停泊。蒋介石很快在自己的官邸，由蒋经国陪同，接见了曹聚仁，并在极秘密状态下开始谈话。
整个谈话自始至终只有他们三个人。开始由曹聚仁介绍中共方面的条件，然后逐条讨论、商谈，蒋氏父子也不断提出自己的意见。经过几次讨论，很快达成六项共识，其主要内容为:
一、蒋介石携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国民党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意即台湾最高长官在中国大陆的起居与办公之地)。
二、蒋经国任台湾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20年为期，期满再洽商。
三、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援助。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按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
四、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4个师，其中一个师驻厦门和金门地区，三个师驻台湾。
五、厦门和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之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
六、台湾现任官员官阶和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曹聚仁与蒋氏父子在日月潭谈妥了这六项条件后，立即返回香港，将谈判情况及六项条件报告给了中国共产党。
然而，此事正在进行之际，1966年，大陆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一风浪也波及台湾，蒋介石对国共重开谈判产生了疑虑，从而改变了主意。这样，国共两党重开谈判之事又一次搁浅。
毛泽东与中央文史馆馆长章士钊交谈
第三次秘密和谈章士钊再度请缨
上世纪70年代初，国民党代表被赶出联合国，中美上海“联合公报”的发表，中日关系的改善，这些重大事件使台湾的处境急转直下，形势对大陆十分有利。因此，毛泽东和周恩来又把和平解决台湾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
国共两党重开谈判，仍然需要一个在两方面都说得上话的人居中联络。由于曹聚仁已于1972年病逝，这方面的人选一下子成了空白。于是，90岁高龄的章士钊再度请缨赴港与国民党方面联络。
周恩来得知章士钊的想法，感到十分为难。因为章士钊几年前从病床上摔下来造成骨折，一直行动不便，只能靠轮椅代步。如此情况，怎能做长途旅行呢？于是，周恩来便向毛泽东汇报了此事。
毛泽东反复权衡，认为章士钊的作用是其他人无法替代的，于是提出:“如果准备得好一点，是不是可以去呢？比如说派个专机去。”最后，在征得章士钊家属同意后，中共中央决定派章士钊到香港。
经过周密安排，1973年5月，章士钊从北京乘专机启程赴港，周恩来亲自到机场为他送行。
章士钊到香港后不到一个月，因频繁的活动，过度的兴奋及对香港气候的不适，加之年事已高，到6月下旬便一病不起。
周恩来得知章士钊病重的消息，即派医疗队紧急赴港，指示尽一切办法稳定病情，然后护送其回京治疗。然而，当医疗队赶到香港时，章士钊已于7月1日病逝。
章士钊虽然出师未捷身先死，但他在香港的活动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中国共产党多次发出和谈建议和邀请，也出于对台湾的前途的考虑，蒋介石又动了与中共重开谈判的念头。
1975年春节期间，蒋介石将这一使命交给了抗战前曾主持过国共两党秘密谈判的国民党元老陈立夫。陈立夫接受任务后，即通过秘密渠道向中共中央发出邀请毛泽东到台湾访问的信息。
也许是蒋介石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也许是陈立夫心情迫切，在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回音的情况下，陈立夫便写了“假如我是毛泽东”一文，在香港报纸上公开发表。他在文章中殷切欢迎毛泽东或周恩来到台湾访问，与蒋介石重开谈判之路，以造福国家和人民。他特别希望毛泽东能不计前嫌，效仿北伐和抗日时期国共合作的先例，握手一笑，开创再次合作的新局面。
然而，国共两党的主要领导人都没有能够看到国共再次合作局面的出现。蒋介石在此之后不久，于1975年4月去世。一年半之后，毛泽东也与世长辞。
历史留下了遗憾。
附注一:
章士钊（1882－1973），湖南长沙人。中国现代着名的政论家、政治活动家和学者。做过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教育总长。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他成为共产党的朋友。1927年4月，李大钊在北京被奉系军阀逮捕，他奔走营救。1932年10月，陈独秀等人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他主动站出来为陈辩护。解放战争后期，他又为国共合作奔走。晚年的章士钊最为期盼的是祖国和平统一。
附注二:
曹聚仁（1900－1972），浙江浦江人。当过教授、记者、作家，做过自由撰稿人。和近代文坛上左中右的各方面人士，包括周氏兄弟(鲁迅等)，都有过密切来往。对曹聚仁的一生和他的一些作品、活动，历来众说纷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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